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治理结构，可以解释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未来改革的空间和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学习和模仿的潜力越来越有限，中国正面临着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历史时刻；同时，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完备，在从“将价格做错”转变到“将价格做对”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关键历史时刻，前期最优的治理结构和发展策略也应该不失时机地加以调整，这可能是下一阶段改革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和挑战。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架构中，最重要的是由政策和财政体制不断改革生成的激励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个关系，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中国经验如何挑战了诺思理论。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当对别国体制一知半解，缺乏生活在其中的感受时，我们对体制作出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是感情用事而已。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

真正的问题是体制和结构能不能去调整，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只要这个体制是不封闭的，是开放的，我觉得它就能去适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