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古都风貌”错在哪里

一栋建筑事关设计师和业主自己的利益,他们对美观的看重其实超过政府的规划师,所以商业化的建筑,再丑丑不到哪去,而集体性的庸俗和丑陋,多半是城市规划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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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一条微博:“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XX,对建筑艺术一窍不通,又要对鸟巢、国家大剧院“破坏古都风景”做痛心疾首状,知道你们是受梁思成林徽因的启发,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根本就是狗屁吗?”后来反响比较热烈,想回应又嫌时间太晚,今天一并回应。

 

1,什么是好建筑

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是不是好建筑,即功能性、艺术性和象征性。

 

功能性是一个最基本的指标,对于办公楼来说,就是坐在里面感觉压不压抑,采光怎么样,排水保温性能如何,上厕所方不方便等等。欧美七十年代都有不少“后现代”建筑或者“实验建筑”,尽管建筑师认为其艺术性很强,但是其中很多连基础的功能性都不具备,比如顶楼连遮雨都做不到。这种建筑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格的。

 

艺术性当然人言言殊,毕竟审美是很个人的事情,有人觉得大裤衩和国家大剧院很难看,有人觉得它们很漂亮,这无法量化和比较。但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些构想,比如这个建筑要让参观者感到震撼,感到压抑,感到哀伤或者感到温馨平和。如果它的构想能够实现,那么也算是成功了。大裤衩即使很多人褒贬不一,但建筑师希望令人感受到的那种紧张矛盾、富于张力、“现代奇观”的感官则是比较共同的,因此不能说它是在艺术性上失败的建筑。

 

象征性比较深奥,属于需要“进一步解读”的东西,网友“番薯骑士”说“大裤衩被妖魔化了,政治化了,这样,建筑本身的东西和意义被遮蔽了。连讨论的通道都不通畅了。这建筑向我们显示了力的神奇和伸展的可能性,这个实验在英法不合适,在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地方有特别而有趣的隐喻。”这就是对象征性的理解。

 

个人认为,三个标准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如果功能性很差,谈艺术性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本身缺乏艺术性的考虑,其象征性也多半属于附会。而除了功能性以外,艺术性和象征性都是解决基本需求以后的进一步要求。

 

670年代的苏联式筒子楼当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因为它只是为了满足在有限的建筑成本下,怎样住尽量多的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建筒子楼,并不是因为筒子楼的设计本身有多么经典(即使在同样的成本预算下,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也不胜枚举),只能说明大多数建筑师不仅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思考建筑的艺术性(思考了也无从实现),连建筑的功能性也无暇进行原创或者改进,只能是拿到一个可用的模板,就进行低成本复制。

 

很多人说今天的城市失去了特色,其实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才是最没有特色的。随便去到哪个城市,矗立在那里的新建筑都是一模一样的火车站,一模一样的百货商店,以及一模一样的大片大片的筒子楼,顶多在外墙涂料上有一点变化而已。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穷。

 

恰恰是到八九十年代或者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城市建筑才开始变得有特色了,因为有点钱以后,建筑师才有条件思考更舒适的建筑,或者更优美的建筑。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越穷的国家和地区,建筑水平在总体上肯定越落后,先吃饱了才能谈艺术嘛。

 

2,旧房子价值几何

我曾经专门区分过两种“文物”,一种是类似南京总统府,北京故宫,或者一个明代的贡院科场,无论我们只是去游览还是进行专门研究,都能够通过它对前人的生活进行了解,甚至可以借此体会他们的状态或性情。

 

而另一种文物是这样的:当你走在某个偏僻小巷,导游突然提醒你“看到你身边那个大水缸了吗!和绅最喜欢在里面洗澡的呀!”还有一次我在北大一栋破房子里和人聊天,住在里面的人神神秘秘的对我说,别看这房子破,这墙坯都是某某亲王府的遗迹,可了不得啊……

 

简单说,前一种文物它本身就是一个容器,承载着很多历史;而后一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旧水缸,一间破屋基,没有任何夺目之处,它们的价值来自对某种“历史意义”的附会。后一种文物,也许在考古学上具有科研的价值,但其文化价值实际上极低。

 

那么人们强烈要求为了“古都风貌”而保留的房子,究竟是哪一种“文物”?

 

就现在北京保留较多的什刹海附近的胡同区或者前门大栅栏而言,很遗憾它们大多和第一段里面讲到的筒子楼一样,属于“贫困时代的建筑”。

 

去那些因排水不畅经常弥漫着臭水沟气息的胡同里面看过,就不得不承认,除了少数散落其中,被私搭乱建毁掉的王府大宅,其中的绝大多数民居和筒子楼的性质没有区别,都是某几种建筑形式的简单复制。以今天眼光看,它们在功能性上尚难以及格,就更谈不上建筑艺术价值。

 

人们痛恨拆了旧房子建国家大剧院,说这些新建筑“没文化”“没思想”,其实作为顶级建筑师的得意之作,大剧院未必会太差,而一百年前为了娶媳妇修个新房,邻居怎么建我就这么建,最后大家建了一大片,这事有什么“文化”和“思想”?

 

但出于一种唯古思想,人们却常常忘记那些胡同和小院其实就是100年前的筒子楼,筒子楼也许100年后也会成为文物,但它注定无法成为艺术经典,因为一开始它就缺乏设计上的用心,仅仅是复制的产物。

 

尽管我们几乎习惯性的觉得所有老房子都应该保留,因为那里有历史的印记,但能够留在建筑史上的注定只是极少一部分,对很多房屋或者群落而言,留下一些样本也就足够了。

 

人们对梁思成方案以及反对拆城墙的努力已经耳熟能详,但梁的理念被简单化,《读者》化,最后成为一种不讲道理的装逼套路:保持旧房子就是好,在古城里搞现代建筑就是坏。

 

老北京城虽然作为一个保存完好的古城系统,它有其巨大的文化价值,但即使梁思成的方案,长远来看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老北京”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永远像在动物园里供人观赏一样。

 

如果要刻意保持北京旧城的原貌,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可能成为“文物保护”的牺牲品。如果让他们搬出去把旧城留下,那么旧城就成为一片没有生态和循环的死城,彻底失去其文化价值。即使按照梁思成的思路,北京旧城仍然不可能不进行改造,就像北京今天在做的事情一样。

 

3,谁来“规划”城市

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大裤衩和大剧院放在古城里。

 

必须首先强调我的基本立场,即产权优先的立场:谁拥有这块土地及其附着物,谁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进行建造。换句话说,别人的房子盖得丑,不能成为你拆别人房子的理由;别人(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子盖得有艺术性,也不能成为你阻碍别人拆自己房子的理由。

 

其次,基于这一原则,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先在的约束,假如小区里的所有业主一致决定,本小区的房子不能卖给人进行商用,尽管此时的群己边界仍然模糊,但如果买房者是在以及明示这一规则之后购买的,那么他卖房子的时候就不能卖给要进行商业用途的人。简单的说,即尊重产权,以及尊重产权者认同的传统。

 

北京旧城里想要不建现代建筑也可以,但必须是产权者全体的同意,这一约束才能形成有效,也就是说,即使卖地的人,也不把地卖给要建现代建筑的人。欧美的一些小区甚至一些小城里面,确实已经形成了已经具有约束力的传统,但是北京目前和历史上都并不存在这种传统。

 

而且,“新建筑要服从周边原有的文化氛围”从来都不是建筑界的金科玉律。艾菲尔铁塔直到今天也未必和周边环境有多搭调。大裤衩的设计师库哈斯说过,文化适应性是狗屁,我的建筑从来不考虑什么文化适应性。

 

当然很多人希望政府有一个总的城市规划,以避免设计师分别设计造成的城市风格的无序和混乱,但库哈斯观点的合理性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可以进行解释:每一个业主和设计师都自然的会考虑自己的建筑能够表达自己希望表达的理念。基于对商业价值的追求,他们基本上不会故意追求丑陋和令人厌恶,而会追求美观,他们也不会孤立的理解美观,而是会考虑自己的建筑在其所在的环境中是否显得美观。这一追求和很多人希望存在的“城市规划师”是一致的。

 

一栋建筑事关设计师和业主自己的利益,他们对美观的看重其实超过政府的规划师,所以商业化的建筑,再丑丑不到哪去,而集体性的庸俗和丑陋,多半是城市规划师造成的。

 

再次引用一段网友评论:@九段_邓不利多_甘道夫:“不是什么狗P建筑殖民主义,也不是什么SB古都风景,而是长官意志在北京建筑里体现最明显,陈希同喜欢大楼顶上加个所谓中国式帽子,当时北京就有一委员会,专门审批,无帽子的不批。还有,像新华社大楼,要像支笔,中纺像根针之类。若无长官意志,而真正市场选择怎么都不会太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