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法律·犯罪

本文摘录托马斯·索维尔著作《知识分子与社会》第六章的部分内容,讨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对司法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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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有圣化构想的人们心中,把犯罪归咎于社会是很常见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一直能够追溯到18世纪。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科学”问世以前,这些早期的猜测已经先行出现——在它们能够用科学的美丽纱衣包装自己的实践以前。

在被圣化者的构想当中,长期以来不再强调惩罚,而是强调犯罪预防,强调通过事先解决犯罪的社会“根源”和事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来阻止犯罪。这一构想中的次要主题包含着对罪犯个人责任的减轻,认为罪犯的犯罪行为是其不幸经历的结果:犯罪分子童年期的不幸,成年期的紧张和压力,或者其他被假定的超出个人自我控制的因素,这些都是犯罪行为的根源。

关于犯罪的各种冲突的理论,能够无休止的辩论下去,并且毋庸置疑,犯罪问题也会像其他很多问题一样,能被扩展到无法回答的地步。然而这里真正相关的问题是:占据了优势并普遍流行于知识分子当中的关于犯罪的构想,它有过什么样的实际结果的证据?知识分子对那些证据又做出过什么样的反应?

在美国,谋杀率在几十年里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61年的谋杀率比1933年的一半还少。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改革,运用了知识分子的理念以及被知识阶层广泛欢迎的观点,但紧随这一法律改革之后出现的,却是这种长期下降趋势的陡然逆转——到1974年,谋杀率上升了两倍。

在英国,关于犯罪的同样构想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紧跟着的也是相同的现象:在长期的犯罪率下降趋势之后,犯罪率的突然回升。正如一个报道所记录的:

自中世纪后期以来,犯罪学家一直追踪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到了20世纪中期,却出现了一个突然的、令人疑惑的逆转……基于1995年的数据对英格兰、威尔士与美国的犯罪现象进行统计比较,发现在三类暴力犯罪,即暴力攻击、盗窃和抢劫方面,英国人所面临的暴力犯罪的风险远比美国人的大。

犯罪率的这种在长期下降趋势中的陡然上升现象,在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了降低了这种可能性,即数据上扬的结果要归因于各类复杂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要通过几年才能逐渐展现出来。

但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英国和美国却在其立法、法庭判决和政府政策方面实现了多重改变,大大降低了犯罪分子会因为某个特定的罪名而被判有罪和处罚的可能性;即使是那些受到惩罚的罪犯,其所受惩罚的严重程度也降低了。

大西洋两岸的犯罪现象的“根源”理论,都同样不受证据的任何影响。在美国和英国,当假定的“犯罪根源”(即贫穷和机会方面受到限制)明显减少之际,犯罪率却连年飙升。

下面的现象就像是对“犯罪根源”这一理论的彻底嘲弄: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城市的贫民窟暴乱,在当时的南方城市并不常见,而南方的种族歧视却仍然是最常见的。那个时代最知名的暴乱发生在底特律,而那里黑人的贫穷率仅是全国黑人贫穷率的一半;同时底特律黑人的住房拥有率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黑人的住房拥有率都要高;底特律黑人的失业率甚至远低于全国白人的失业率。

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发生了大量城市暴乱,而这一时期却被认为是民事权利立法的里程碑,而且那一被称为“对贫困的战争”的社会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大规模的进展。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的这种暴乱,在里根政府的8年时间里几乎不存在了。而里根政府却不再强调民事权利立法和“对贫困的战争”那样的社会事业。

很难想象还有哪个社会理论,能比“犯罪根源”理论更经常、更明显地被事实证明其错误。但是对于那些抱持“犯罪根源”理论或抱持此理论背后的更一般的构想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事实证据对他们都不能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显示出其实际犯罪率与被假定的“犯罪根源”毫无关系的国家。英国是另一个这样的案例:

19世纪,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暴力犯罪却在大幅下降。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报道过的攻击事件下降了71%,伤害事件下降了20%,杀人案件降了42%……但这个时代却被每一个病态的现代社会视为犯罪根源而诅咒,被视为在压榨穷人的过程中取得经济繁荣的时代。这一时代还被看作是出现了拥挤的贫民窟的时代、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和混乱不断增加的时代,这一时代还有城市化、工薪家庭的破裂、令人头疼的治安问题等,当然,还有广泛的枪支拥有。

即使是最明显的事实,也能被以这样的说辞加以回避:犯罪的原因太过于复杂,不能以一种过分简单的解释来对其加以掩盖。这种辞令技巧就是要把问题扩大到无法回答的维度,然后这种不可回答性就成为一个前奏,可以用来将任何不符合流行观点的解释批驳为“过分简单”,因为它无法回答那一被无限扩大的问题。

然而,并不是只有在掌握了牛顿重力的复杂性后,才能够知道从摩天大楼的屋顶掉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同样,人们也并不是只有在解开为什么会犯罪的无数已知或未知理由后,才能知道如何将罪犯绳之以法、如何能够更好地降低犯罪率,并且其效果要比任何为知识阶层所青睐的复杂理论或崇高的政策要更为有效。

将问题扩大到无法回答的维度,然后将任何不受欢迎的回答嘲弄为“过分简单的”回答,这仅仅是知识分子用来对付事实的辞令技巧之一。

在英国,相似的构想伴随着相似的态度。英国媒体、学术界以及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同经受过大学训练的公务员们一道,把公众对于犯罪率上升的抱怨、对严肃制裁犯罪的要求,仅仅当作是公众对所涉及的深刻问题没有多少理解的一种迹象。

在大西洋两岸,精英们都在强调犯罪者本身所经历过的各种问题,也在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计划将会是解决社会犯罪的真正办法。在美国,即使像“及时清理垃圾堆”这样的事情,也能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维克描绘为是用来遏制犯罪的“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对很多持有圣化构想的人来说,普通大众的信念和关注与他们有着巨大差异,但这并不能成为让他们重新考虑的理由,而是成为一种骄傲的源泉——作为有着更高级构想的被圣化者的骄傲。

在美国,多年来不断上升的犯罪率积聚起了足够多的公众愤怒,迫使政策发生了改变,即监禁率的增长。随后,犯罪率在多年内第一次呈现了下降。那些持有圣化构想的人又开始感叹这个国家中入狱人数的上升。

而当他们完全确认了犯罪率的下降后,他们承认自己为这一现象感到困惑,就好像将更多的罪犯从街上带走时犯罪率呈现出下降,只是一个奇怪的巧合。1997年,《纽约时报》的作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报道标题是:“犯罪持续下降,但监狱日益人满为患”。就好像这很令人困惑一样。这位专栏作者写道:

这是个令人宽慰的消息:犯罪率连续下降了五年,以谋杀案件的下降为首。那么,为什么全国监狱里的囚犯的数量却仍然在上升?

和美国一样,“监狱没有效果”在英国经常被当作是不言自明的论断,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中所写的那样。理由是:“他们把很多罪犯从街上抓走,但是他们做不到让这些人不再犯罪;这些人刑满释放后的三年之内,有三分之二的人又会被重新抓回到监狱里。”

根据这样一种推理方式,食物对于饥饿来说就是无效的,因为你在吃过之后,你还会再次感到饥饿。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监禁方式只有在其过程中才能起到作用。当罪犯不再被监禁时,他们再次犯罪的事实并不能对监禁是否能降低犯罪率有任何说明效力。

在英国,反监禁的意识形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仅有7%被定罪的罪犯最终会被送进监牢。英国的转型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英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但在20世纪末期,这个国家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各类犯罪率成倍地增高,并且最终超过了美国。

作为一个与“二战”之后不久就访问英国的年轻人,李光耀当年对英国公民的有序守法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当他返回自己的祖国新加坡时,决定将其从当时的贫困肆虐和犯罪猖獗中转变成为英国当时的样子。

21世纪伊始,新加坡的犯罪率为0.693%,而在英国这个数字则超过了10%.实际上,新加坡采取了来自过去时代的有效政策和方法,但这些政策和方法现在却被知识阶层鄙视为“过时的”和“过于简单的”。

鉴于数量很大的犯罪,都是由人口中相对很少的一些人做制造的这一事实,那么就不会觉得把全部人口中的这一小部分人抓到监狱里,会切实导致犯罪率下降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了。

对于那些博爱的、总爱为那些少数人哀叹的人来说,上述事实却并不长实行监禁的充分理由,因为那些罪犯所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与普通人的环境相比更容易导致其出现犯罪行为,而这些环境因素并不是那些罪犯自身的过错。

尽管那些持有这种构想的人,倾向于将那些环境视为经济的或社会的,但从同样广泛的世界视角来看,同样的不公正,也包含在人们所出生其中的、容易导致他们犯罪的文化环境中。

然而,知识界的很多人并不是去承担他们份内的努力改变文化和亚文化的艰巨任务,相反,他们是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信徒。根据他们的信念,所有文化都处于一个相同水平上,于是,试图改变某些文化就是一种无理入侵,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对抗犯罪的一般性的、常识性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一事实对知识阶层中的很多人来说却是那样令人吃惊。对犯罪控制方法争论了几十年后,题为“警察介入犯罪高发区后杀人案数量下降”的一则新闻是这样开头的:

2009年上半年旧金山的凶杀案总数降到了9年来的最低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警局官员把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警员大批进驻犯罪高发区,以及对一小撮犯罪率最高的人群的严密监视。

当旧金山采取这些措施时,知识分子们却对这一潮流予以抵制。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工作的结果实际上只是导致了各地犯罪率的上升。

在社会犯罪问题上由知识分子所导致的社会净成本,不仅应该包括广大公众所失去的大量钱财——远远超过把罪犯羁押在监狱里面的花费,还应当包括以他们理论为依据的政策对一般遵纪守法公民生活的影响。这些公民可能会遭遇残酷暴力,可能会因为害怕暴力而沮丧,甚至可能会因暴徒的的罪行而丧失生命。

如果这一成本能够被估量的话,将知识分子的理论转变为法律后的成本,加起来无疑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