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由主义(节选)

躲在书斋中悉心琢磨人权、政治权利的知识分子,不大瞧得起经济自由。然而“生活在实际”中的普通人,每日里干的正是平凡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中倒很少牵涉政治或公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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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恩·萨丽
  秋风

 

 

经济框架

个人自由的好处上面已经讨论过了,体现在市场交换的经济领域就是,个人可以自由拥有财产,即拥有占有、运作、联合的自由,以及订立合同和进行交易的自由。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基本的经济自由,而强调所谓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比如思想与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及参政自由。熊彼特附和很多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政治自由”是不可侵犯的,而“经济”自由则是从属性的,进而就说,政府对私人财产及其交易的干预是合法的。

这种观点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当然是大谬不然。首先,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的保障,怎能长期有效地保障公民或政治自由。其次,经济自由起码跟政治自由一样重要。躲在远离尘世书斋中悉心地琢磨人权、政治权利的知识分子,总是不大瞧得起经济自由。然而,知识分子不经意问所忽略的,却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命根子,“生活在实际”中的普通人,每日里干的正是买进卖出、生产消费、运用财产、进行交易之类的世俗的、平凡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中倒很少牵涉到政治或公民活动。对这些政治活动,当然不应低估,但铁的事实是,经济自由是基本的和第一位的,经济自由赋予个人自由以生机。没有切实的经济自由,个人自由就空洞无物,起码是假的。

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正在致力恢复被共产主义剥夺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他们千万不能轻信好心的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政治自由比经济自由更重要的教导。让我们再重复一遍,经济自由起码跟政治自由一样重要。

自生秩序与法律

自由市场经济是可以自由处置其财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价格为中介,通过自愿订立合同,进行的物品和服务的交换。市场秩序是成千上万个人相互作用的产物,不需要任何中央计划或事先的协调。按哈耶克的说法,这就是“自发的”(或非计划的)秩序。这里的“自发性”,实际上就是斯密所揭示的“看不见的手”;个人出于自利(包括他们家庭的利益,也许甚至还有亲朋好友的利益)的考虑而行动并互相作用,然后并非有意地,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利益,并符合公共利益。市场交快中产生的没有计划的、分权的秩序,是一个广泛、复杂的竞争合作体系,从而使个人通过订立合同、提供互惠服务,在资据配置中进行“合作”。

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非常小心不使这些论点变成教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达成和谐。自生秩序并不能“自动”运转,看不见的手也决不是无所不在的和全能的。经济秩序决不可能存在于真空巾,它有赖于一个规则框架,也即法治。

古典自由主义充分认识到,个人之间的利益反其与诸如生产者和工会之类的群体的利益,常常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并不总符合公共利益。因此斯密、休谟及其门徒特别强调由平等地对待所有个人的行为规则构成的程序性正义的重要性。这些规则能保障个人的私人空间,尤其是财产权免受他人的侵犯。这些规则也能为社会有效运转提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环境。简而言之,正义就是法治:它维系着社会秩序,是市场经济得以维持和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人类是自利的,只有很有限的善心(或叫做利他)。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彼此并不相识,因而,利他主义是一种空想的秩序原则。所以,我们不可能奢望一种普泛的利他主义或基督教的“邻人之爱”能维系一个复杂的社会。因此,诚如斯密所指出的,正义或法治才是“人类能够用以指导其行动”的惟一准则。斯密接着说,没了正义或法治,“广大的、结构复杂的人类社会必将于瞬间四分五裂

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或法治,与现代广为人知的所谓“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截然不同。前者是指能够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的普遍的行为规则,后者则涉及把资源由一个(或一批)群体再分配给另一个(另一批)群体。为了要照顾这一群体,就得剥夺另一群体,从而导致政府干预私人产权。古典自由主义坚决拒绝这种作法,依据独断的政治决策把一部分人置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是违背法治原则的,在法治下,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的也即元差别的对待。

我们的结论是,如果缺乏一个广泛的、透明的和精确的普遍行为规则框架,并通过公正的司法体系实施,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运转。现在人们己普遍认识到,缺乏“正义”是转型过程中致命的弱点之一,转型国家普遍缺乏处理财产和合同的明晰的私法(或称民法),司法体系也不健全。司法方面的转轨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时间的制度建设过程,它与经济上的转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两者应齐头并进。

本文节选自《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