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计生是“女权”的不正当竞争

强制性的一胎政策,实际上是生育意愿低下的妇女对有“生育优势”的妇女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她们利用“生育优势”换取在求偶竞争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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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侵害对象是怀孕女性的身体和权利。这一政策产生的强制结扎、野蛮流产、拘禁等野蛮行为,其受害者均为女性,然而为什么很多秉持“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性反而成为这一政策的辩护士?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运动一开始就因其强烈的女性自决色彩,而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女权主义者将婚姻和生育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认为婚姻制度和生育安排只服从男性的发展,剥夺了妇女的自由。尤其在生育意愿方面,女权主义在中国的拥护者们,直接将生育意愿简化成了“男人基本想生(或者想多生),女人基本不想生(或者想尽量少生)。”

女权主义者似乎很少注意到,这一观念其实恰恰来自她们所反对的,父系色彩的生育文化。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子女继承父母双方的基因,夫妻双方在生育行为中获取的遗传收益是共同的。从现实来讲,养老是生育的动力之一,子女不会只赡养父亲而不赡养母亲。夫妻双方获取的养老收益也是相同的。认为生育仅仅是“给男人生孩子”,恰恰说明她们对“传宗接代”生育观念的服从。

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似乎很乐意认为,生育是一件妇女受害、男人受益的事情。的确,男人在生育行为中的身体付出并不多,而女性则要承受十月怀胎之苦,但由此认为生育是一桩妇女吃亏、男人收益的事情,则完全是一种对人类行为逻辑缺乏理解的想当然。

评价一件事情谁受益,并非看付出的多少,而是看更满足谁的主观需求。同理,生孩子谁占便宜,完全取决于谁在主观上对孩子有更大的需求。在传统文化当中,男性确实将传宗接代视为第一要务,但今天男性对养育后代的要求未必比女性更强烈。如果丈夫不想要孩子而妻子想要,那么这个孩子对丈夫的效用完全是负数。生育对妻子来说是获益,对丈夫来说是损失。

生育是一项合作事业,在伦理和事实上,它都符合一切合作事业的准则:需双方同意才可达成,仅一方反对即可废止。如果女权主义者认为其在生育权利上受害,那么只能是因为女性的生育意愿被漠视,导致她的反对意见无效。

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眼中,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事实——“即便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妇女能有多少不育或者少育、堕胎或不婚的自由呢?”——她们认为,尽管在法律上女性确实有不育或不婚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在生活中却很难得到保障,这正是女权运动的理由之一。

也就是说,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眼中,来自计划生育的强制只生一胎,和来自丈夫们的“强迫”生二胎,二者都同样是对女性权利的侵害——甚至从“女性健康”的角度考虑,她们宁肯接受前一种强制——这种观点显然没有区分来自法律的强制和现实的利益交换。

其实,一些妇女在婚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并非婚姻关系导致的结果,而主要是在婚姻关系构成之前双方自发选择的结果。

社会的一般习惯是,男性常常选择物质条件、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妻子,而女性往往选择各方面条件强于自己的丈夫。婚后,如果女性住在丈夫购买的房子里,享受丈夫为她带来的生活品质提高,那么她确实很难再对丈夫的其他要求提出拒绝——例如尽量多的繁殖后代的要求。

同理,如果一个男人在生活上主要依赖于女性,那么他在生育问题上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其性别就获得更大的决定权。那些“女强人”就在生育问题上有极大的自主权,她们的丈夫是不敢逼她多生或者不生的。要不要生或者生几个,肯定是她们自己说了算)。

如果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是因为担心女性在这种婚姻关系当中,难以拒绝丈夫的生育要求,那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支持计划生育的原因:在女权主义者主张的婚姻关系中,男性在物质上付出较多,而女性拒绝对等付出。废除计划生育会带来一个风险,即男性会要求女性以生育更多子女的方式进行补偿,而女性无法再以法律不允许为理由拒绝补偿。

然而,强制女性少生也并非改善女性的福利:假如女性要求男性创造财富的能力强大,男性要求女性生育能力强大,真的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既有生育能力又有积极的生育意愿的女性即可视为具备“生育优势”,限制女性的生育数量实际上是对这些具备“生育优势”的女性进行限制:那些乐意多生的女性将因为政策的限制,无法凭借生育优势获得条件更优越的婚姻。

强制性的一胎政策,实际上是生育意愿低下的妇女对有“生育优势”的妇女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她们利用“生育优势”换取在求偶竞争中的优势。

在女权主义者的话语中,多子女的母亲常常被贬低为“生育机器”。他们几乎完全不考虑其本人的生育自愿,以及多子女家庭是否出于不同资源禀赋下的合理安排,而是将多生一概视为男权压制女性的结果。

那么,婚姻关系伤害了女性的平等吗?平等只能是起点的平等,男女双方都有进入或不进入婚姻的权利,选择和不选择对方的权利。法律不允许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强迫,此即为平等。

从法律的角度,只要男女在法律权利和法律责任上一律平等,只要没有对性别做出特殊规定,那么男女就是平等的。平等并非在结果上双方始终一致。打字员无法获得经理人的收入并非不平等的表现。

男女在婚姻当中话语权的强弱,类似于不同职业在社会地位和收入上的差距,本来也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实际上,女性要想获取一个自己占强势地位的婚姻并不难,甚至可能比获得自己占弱势地位的婚姻还要容易:她只要像很多男人一样,去找条件弱于自己的配偶结婚就行了。

只要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推论:只要给一个人更多的选择权,就必然有利于改善他的生活处境。但是,为什么在生育权利上给予女性更多的选择,反而会伤害她们自身?

那些不愿意生育后代的女性,最简单也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嫁给愿意建立丁克家庭,或者愿意为了自己而放弃生养后代的男性为妻。

女性想要在婚姻生活中对生育等所有问题获得的更大主导权,应该嫁给愿意让自己做主的男性为妻,而不是吁求政策管住别的女人的肚子,还美其名曰“为了保护她们的权利”。

20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