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的行政垄断

垄断国企的改革,绝不是全面推行私有化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个问题异常复杂。决策者、操作者面临着类似走钢丝的紧张局面。并且,国企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的许多难题只能靠时间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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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日前,在微博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行政垄断的激烈争论。一方认为,行政垄断应该尽快废除,垄断央企既效率低下,又妨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电信业内人士的另一方则认为,从电信央企的实际表现看,资费服务网络水平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电信企业已经用实际成绩驳倒了垄断必低效的片面认识。行政垄断利远大于弊。这些自然垄断的行业更适用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盲目在这些行业推行自由竞争,会比现状差得多。

看起来,在争论的两方之间,人们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实际上,这两方的意见都有偏颇之处。本文观点不属于两方的任何一方,试图从一个不同角度对中国的行政垄断进行分析。

 

一、问题所在

 

二、两个办法

 

三、谁是控制者

 

四、还是自由竞争好

 

五、实践智慧

 

 


一、问题所在

相比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巨大成功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人民公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国有企业却恋栈不去,一直留在市场中。随着经济发展,行政垄断性央企还一路做大。当然,国企改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现代公司治理、境内外上市等等措施,都推动着国企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

时至近日,大多数行业已经被民营、外资企业主导。垄断性国企主要存在于少数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国性基础行业中,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很大,这些垄断国企也就成为巨型央企,如能源、金融、通讯、交通、市政建设等等。

那么,接下来要如何深化国企改革呢?或者说,应该怎样处置这些垄断央企呢?

很多支持市场经济的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即可。并且,私有化的具体方式不重要,卖也好,送也罢,只要从国有转变为私人所有,接下来市场竞争就会优化资源配置,让最能干的人得到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并在消费者钞票的驱使下努力生产,造福社会。

这些意见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正确理论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解决问题。理论要由人去运用。人们在现实中运用理论时,必须仔细考虑各种现实约束条件。如果忽略了重要的约束条件,正确理论照样会发挥作用,但实际结果会和预想的大不一样。大楼拔地而起和大楼倒塌都符合牛顿力学。倒塌并不是因为牛顿力学有错误。错误在于建筑师的蹩脚设计。

垄断国企的改革,绝不是全面推行私有化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个问题异常复杂。决策者、操作者面临着类似走钢丝的紧张局面。并且,国企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的许多难题只能靠时间来解决。我们必须有耐心。

全面私有化的“休克式疗法”很难达到预想的市场化目标,甚至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问题,原因正在于这种主张忽略了中国社会重要的约束条件。

那么,这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是什么呢?

说起来,这个约束条件也不是中国特色。事实上,除了少数个人自由传统深厚、国家权力受到系统制约的国家——比如美国,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负面的约束条件。其实美国也有,但相对来说少得多。

这个约束条件就是某些行业,主要是基础性行业很难摆脱政府的影响甚至控制。改变法律条文容易,改变这些行业容易被政府影响、控制这个事实,非常难。

这个约束条件不同于常见的为垄断辩护的外部性、搭便车等经济理由——“一个城市难道要修建N套自来水管道以体现自由竞争吗?事实上,即使诸如外部性、搭便车等经济原因都不存在,人们仍然很难避免行政性垄断。行政垄断最大的成因不是物,而是人。

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从一开始就和土地、空间、不动产、货币、武装等密不可分。脱离土地和空间,谈什么国家呢?不动产是许多国家官民关系的重点乃至核心。从古至今,很多货币把皇帝、国王、总统的头像或年号铭刻印制其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银行看作特殊行业,实施牌照管理和其他各种管制。即使是公民有持枪权的国家,政府也决不允许民间掌握重型武器。

这些领域和政府职能有很多重叠。政府官员很容易实施干预、控制,并且,正当的政府管理和越权的干预市场,二者之间很难区分。这些领域及相关行业的生意,因此很难摆脱政府官员的控制和影响。即使在政府权力不及之处,这些领域也会被同样以“地盘”为基础的类政府力量控制。比如,很多国家的黑社会都深深插手房地产业、建筑业。走私军火是黑社会的主要经营项目之一。

2011年,世界上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G20峰会,开列出一个29家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名单。这些银行很多都属私营。既然“大到不能倒,显然政府要对他们施加特殊的管制。当然,必要时也会进行资金救助。这样的企业,就算产权的意义上属于私人,还能算是私人企业吗?

相比而言,其他一些行业——餐饮业、食品加工业、服装业、轻工业、机电行业、家具业、美术设计业、装修业等,这方面的问题就少得多。除了苏式极端计划经济以外,政府没多大兴趣插手这些行业,只要正常收税即可。G20不会把麦当劳、沃尔玛列入“大到不能倒的名单,虽然这两个企业比那些银行更深入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同样,黑社会也没什么兴趣独占某地的婴童服装业。街边炸油条的,虽然关系民生,但白道黑道都无意扎上围裙参与其中。

传统的垄断分析根据外部性等经济原因把各个行业划分为一端是自然垄断,另一端是高度自由竞争的光谱。实际上,更有意义的分类法应该是根据政府干预行业的难易度,把各个行业划分为从一端很容易被政府控制管理到另一端政府很难插手管理的光谱。

这种分类法还没有正式的概念和名词,我只好暂时称之为政府味。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浓淡程度的政府味

说到这里,核心问题就浮现出来了。那些带有浓厚政府味的行业中的国企,如果实行“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破除垄断,开放市场,在政府权力没有被有效控制,在官员仍然有权到处插手的情况下,社会实际得到的,是服从市场纪律、愿意参与自由竞争的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还是官商勾结、利用政府权力掠夺社会的政商利益集团?

看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现实就会意识到,对这些行业来说,“休克式疗法”那短短的时间,只够用来打印私有产权证,根本不可能消除那些行业浓浓的政府味。这些行业中的国企的所谓私有化,无异于自欺欺人,只会造就形形色色的政商利益集团。

这些从国企转变而来的“私人企业,没兴趣也没能力参与市场竞争。他们精通的老本行是整人,只不过从原来的整治官场对手改为整治市场中的国内外竞争者。民众依然遭受盘剥,只不过现在改名为消费者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差不多就是这样。苏联的那些巨型国企迅速被私人接收,但接下来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市场秩序和自由竞争,相反,各种利益集团牢牢把持着市场,进而控制了政府。许多这种利益集团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企业主往往就是昔日的高官。这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借助巨大规模和基础性地位勾结政治权力,通过权力变现或掠夺资源而获利。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同时全面去工业化,原因就在于此。要知道,依赖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是高度反生产的。他们能做的,只是花样翻新的瓜分现有财富。

二、两个办法

有人会说,半吊子的、官商勾结的私有化固然不好,可全官僚的行政垄断企业不是更差吗?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改革,也总比不改革维持国有垄断要好吧。

这种说法忽略了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政治权力插手利益集团获利的同时,利益集团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如果政府本身力量不足,比如财政紧张,甚至会出现利益集团、私人寡头控制政府、把持国家的恶劣局面。

事实上,政府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并因此丧失中性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对整体国家再有利的政策,只要损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无法实施。利益集团的思维方式是:只要我能挣到100元钱,社会因此损失1万元,我也不在乎。

一旦陷入这种被锁定的糟糕局面,再想摆脱,可就难了。用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话来说,这种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国家是“不可治理”的。不少国家因此陷入长期的政治衰败和经济停滞。

反观中国,虽然有不少行政垄断的巨型央企,虽然这些企业规模巨大收入丰厚,但不带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保持了中性地位,没有被任何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制定政策时,中国政府根据的是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好恶。虽然会犯错,但政府毕竟没有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做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秘笈之一。

中国政府是如何保持中性地位的呢?原因很多。面对企业时,主要依靠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保持基础行业的国有状态。既然这些行业的“政府味”很浓,不如干脆让他们保持国有状态,这样,能保证政府拥有对这些企业的重大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如果是私人企业,即使实际上是政商勾结组织,政府能随便撤换私人企业的董事长吗?

至于行政垄断,则是因为,那些有着浓浓“政府味”的行业,如果放开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新加入的企业必然要和政府官员建立起这样那样的关系,继而发展成为政商勾结。

在城市中修建一条自来水管线,你不和政府打交道,有可能吗?投资建高铁,不靠地方政府,你能完成拆迁吗?私人开办移动电话公司,光修建信号塔这一项,只靠商业力量,不知道要和那些害怕电磁波的居民纠缠多少年。把兵器工业集团私有化,傻子才会相信那是一个独立民营公司。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这没错,但不应因此神话企业家个人。如果有机会利用政治权力减小成本或打击竞争对手,大多数企业家都不会拒绝。少数拒绝的,当然也就会因此失去竞争力,被亏损赶出市场。

这样说,并不是推翻了经济学理论,认为行政垄断比自由竞争好。经济学理论仍然没错。行政垄断的效率永远都不及自由竞争。问题在于,现实约束条件决定了,对许多国家来说,真正的私营企业及自由竞争很难在这些“政府味”浓厚的基础行业中出现。既然如此,相比乱七八糟、很有可能绑架政府的政商利益集团,政府中性、规则明确、逐步改进的行政垄断,显然是更优的选择,至少可以接受。

我并不知道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是什么,但决策过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实际结果。从实际结果看,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国有化和行政垄断确实阻止了政治影响力巨大的政商利益集团的出现。中国政府保持了中性地位。

就这件事来说,中国政府做得很不错。为此而牺牲一些效率,我表示理解和支持。牺牲效率只是金钱上的损失,政府失去中性地位,被利益集团绑架,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中国才真正大事不妙。

第二个办法是中央政府拥有雄厚财力。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持续增长,增速远超地方政府。分税制以前中央在财政上经常有求于地方的局面不复存在。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的收入更是急速增长,年收入达到空前的数万亿。现在的中国政府,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中国中央政府。

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税收过高,往往被认为是重大弊端,应该尽快改正。应该把更多的税收留在民间至少留在地方政府,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种说法同样忽略了重要的现实条件。

现实条件就是,只有中央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才能形成政府对利益集团的压倒性优势,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利益集团控制政府的可能。简单说就是:老子有的是钱。你那点小钱儿,我根本看不上。想收买我,你也配!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如果政府财政紧张,作为纳税大户的境内大企业和可以提供借款的境外财团在政治上就非常重要。这时,他们要求政府立法打击竞争对手,修改市场规则,政府有能力拒绝吗?

现在,中央税收每年数万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拿出相匹敌的钱。对中央政府来说,最合算的就是维持目前的中性地位。他们不需要也不屑于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这样的政府或许不符合某些人的理想,但实事求是地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难得且值得珍惜的大好局面。

总之,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对基础性行业实行国有化和行政垄断;同时中央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这两个表面上看上去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事实上却很有利于打造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

由于保持了中性地位,中国政府会因为知识不足、经验不足、糊里糊涂而推出错误政策,但不会为了偏袒利益集团而公然牺牲社会整体利益。源于糊涂的错误政策,比较容易修正。基于利益格局形成的掠夺性政策,则是很难摆脱的被锁死的“局”,往往是通往动乱和革命之路。

看得到的是行政垄断、重税及其效率损失,看不到的是由此避免的政商利益集团把持政府、掠夺性政治彻底破坏市场环境的恶劣局面。正如巴斯夏说的那样,不但要看到看得见的,还要能理解看不见的。

三、谁是控制者

很多人肯定会对中国政府保持中性地位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政府明明在偏袒那些行政垄断央企,帮他们打压竞争对手。这些行政垄断央企,就是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嘛。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肯定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其中某些甚至很恶劣很野蛮。政府为了封闭市场,为了保护行政垄断国企,大力压制其他人。无法否认这些事实,正像无法否认行政垄断存在一样。问题在于,这些垄断国企控制了政府吗?中央政府已经成了他们的利益工具吗?

2G时代的中移动,是不折不扣的行业巨无霸。到了3G时代,为了平衡市场扶持联通,中国政府不但多次拆分重组电信业,而且故意把最烂的TD-CDMA硬塞给市场份额最大的中移动。联通得到的却是优越得多的WCDMA。电信得到的CDMA2000也要好得多。中移动因此元气大伤,整个3G时代都在苦苦挣扎。熬到4G才算缓过这口气来。联通虽然没有因此形成和移动的对等实力,但脚跟已经站稳。电信市场不再是一家独大了。

请问,为了平衡市场格局,为了维持行业竞争,中移动这样的巨无霸都被如此折磨,能说中国政府是垄断央企的谋利工具吗?

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看上去是政府的“亲儿子”,想来肯定吃香喝辣要嘛有嘛。但实际上,在四大银行、三大电信之间,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进行开玩笑一般的对换式领导人调动。头一天某银行董事长还在琢磨怎么在竞争中战胜另一家银行,第二天一纸公文下来,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竞争对手的董事长。

这种领导人对调,在正常的私营机构之间是不可想象的,势必严重损害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自家董事长带着一肚子企业机密和竞争策略,一夜之间成了竞争对手的当家人,这咋整啊?!

但中国政府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垄断央企的人事任免权,对企业领导人进行这种官员、军人式的轮岗。如果政府是垄断央企的谋利工具,怎么会如此损害其效率?

政府不知道这样做会损害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竞争力吗?当然知道。但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某人在垄断央企长期盘踞,尾大不掉,形成难以撼动的势力,进而利用垄断央企的巨大规模和基础行业地位胁迫政府,拥有政治控制力。

现在调动这些央企领导人,一纸公文即可。继任者很快就可以接手,继续工作。设想某人在巨型企业中当了几十年领导。上上下下全是他耳提面命之辈,甚至结成魏忠贤“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式死党,加之基础性行业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到那时,即使政府动手撤换,也很难改变或动摇某人对企业的控制权。摄政王把袁世凯罢官免职。回老家钓鱼的袁世凯照样稳稳控制北洋军,别人根本无法取代。

中石油中石化经常被作为垄断央企的典型拉出来示众,但油品价格改革、促进新能源车等政策上,两桶油只能服从。最近的改革已经对一批民营企业放开了原油进口权。两桶油也无力阻拦。中国和多国签订自贸协定,垄断央企只能眼睁睁看着外国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微信把固话短信生意抢走许多。政府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并没有为了维护垄断央企的利益而打压民营企业腾讯。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面对这些事实,谁还能说中国政府被这些利益集团控制,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呢?事实是,政府牢牢控制着这些垄断央企。企业得到的垄断权,附带一大堆苛刻条件。这些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指挥。当然,国家、行业、企业必然要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付出效率代价,但如果算总账的话,收益其实巨大。

四、还是自由竞争好

有人会说,你都快把行政垄断夸成一朵花了。既然如此,那也别弄什么国企改革了,就这么一直垄断下去好了。

为了避免更恶劣的政商利益集团把持政府的局面,中性政府管理下的行政垄断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是值得追求的。行政垄断毕竟妨碍了自由竞争,影响了经济效率,降低了我们本来可以实现的生活水平。

对“行政垄断损害效率”的说法最不能接受的,想必就是这些行业中的从业者。他们每日每时目睹亲历的是,很多垄断央企的效率和竞争力并不差,和发达国家自由竞争中的企业比起来也不落后,甚至还有领先之处。垄断国企中的人员,工作辛苦,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绝不是在轻松坐享垄断收益。

以电信服务来说。这是个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几大央企占据市场,政府用强制力禁止别人进入。虽然如此,中国电信服务的发展却非常惊人。尤其是近年来,资费雪崩式下降,技术标准却紧跟世界前沿,网络覆盖堪称世界第一。全国人民差不多都享受到了电信服务大发展的好处。

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发达国家电信服务质优价廉的说法。据说,和中国比起来,发达国家的电信资费低到不可思议,服务好到完美无缺。可是,很多去过发达国家的人却发现,这些说法并不真实,或只是局部情况。从整体上来说,即使和电信业最发达的美国相比,中国的电信服务水平也可说不相上下,很多方面还要优于美国。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行政垄断损害效率,降低产出呢?都已经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了,可见,行政垄断不但不影响,反而大大促进了经济效率啊。

说行政垄断损害效率,是和自由竞争相比的。对垄断企业,政府使用拆分重组、绩效考核等多种方式刺激竞争,加之外部整体市场环境的作用,中国有些垄断国企的表现确实不错。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问题在于,和自由竞争比起来,行政垄断远远没有发挥出人力、技术、资源应有的潜力。

看看自由竞争的行业就会发现,许多这样的行业中,中国企业的表现不是限于赶上发达国家,而是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企业远远甩在身后。甚至孤独求败,根本就不再以其他人为对手了。赶超,那是别人的目标。

曾经全行业亏损的中国纺织业完成民营私有化,投入自由竞争以后,把从美国到印度所有国家的纺织业都打得落花流水。集装箱是美国人发明和推广的,但现在中国人几乎独占了全世界集装箱的生产。对于垄断国企来说,钢产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足以令人骄傲不已。“家祭无忘告乃翁”。可看看市场放开、民营资本大举进入之下的中国钢铁业,产量比其他国家的产量加起来还要多!仅仅赶上美国,算什么成功呢?

阿里巴巴和京东们的服务水平,远超他们的美国同行。商品种类之丰富、物流快递之高效、商家服务之周到热情、配套网络技术之强大,中国的电商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领先其他国家的程度,是数量级的。中国手机企业开始发力以后,欧洲日本的手机厂商纷纷败下阵来。三星也抵挡不住,一败涂地。只有苹果还能对抗中国的手机“群狼”。日本的家电行业,曾经被认为不可战胜。但在中国企业的凌厉攻势下,日本家电企业已经全线溃退。索尼这样的偶像级企业甚至要面对生存危机。

自由竞争激发出来的巨大进步,经常超出人们最大胆最狂妄的想象。自由竞争中的人们会意外地发现,自己原来潜力如此巨大。不应该因为今天垄断国企还算不错的表现,就误以为垄断不但不损害,反而会促进效率。况且,垄断央企中,电信这样表现不错的,固然有,但造成千百亿亏损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行政垄断、封闭市场对效率的损害,有时是不可见的。

早在1960年代,美国就从允许MCI自建微波通信线路开始,着手开放电信市场、打破垄断。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电信是个“自然垄断”行业,垄断者贝尔公司干得也很不错,根本不必没事找事,打破平静,但美国政府坚持了开放市场。

事后看起来,美国开放电信市场,不但给全世界其他国家探索了道路,证明开放电信市场是可行的,而且促进了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市场放开以后,后来者为了绕过贝尔公司拥有的巨大技术、网络优势,必须努力研发全新的通信技术。这就促成了信息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新技术,进而又引爆了信息革命。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放开电信市场,信息革命很可能要推迟很多年。

同样,中国现有的垄断行业如果能开放市场,实现自由竞争,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对发家致富的渴望,我们会得到今天难以想象的优质商品和服务。相比这些,今天达到的还算不错的成绩,实在不值一提。因为行政垄断,因为封闭市场,本来可以出现实际上却消失于无形中的收益,难以想象的大。

五、实践智慧

可是,棘手之处就在于,由于前述约束条件的存在,由于要防范政商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坐大,对基础行业的垄断国企,并没有“休克式”私有化那么简洁明快的解决办法。私有化的自由竞争固然好,但如何顺利到达彼岸,中途不落入政商利益集团掠夺性政治的死局,没人知道。

可是,封闭市场的行政垄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是可以接受的,不等于以后也可以接受。没人知道怎么改革,也得硬着头皮继续改革。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困难所在。这绝不是一个是否接受市场经济、是否支持自由竞争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丰富实践智慧和高度耐心的技术问题。

国企改革、破除垄断的解决办法,只能来自于现实,而不可能从纸面上推导出来。基本原则是:用各种办法增加现有国企的竞争性,尽量刺激他们努力工作、增加产出;开放市场比转制更重要;增量改革,用增量部分的扩大减小存量的重要性。

耐人寻味的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过程,虽然无人设计,走一步看一步,但差不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些“政府味”不浓的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服装业等,率先实现了国企私有化,很早就对民间开放了市场。第一批“个体户”,很多就从事这些行业。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政府利用国企经营困难的机会——经营困难的国企,官员无利可图,避之唯恐不及,没有兴趣与之勾结——大胆实行国企转制。虽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但改革符合经济规律,促进经济增长,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几年内基本被顺利解决。

现在,国企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遍布各行各业,收缩到只占据那些“政府味”浓厚的基础性、关键性行业。国企改革也就到了最困难、最复杂的阶段。操之过急,做成夹生饭,弄出政商利益集团,操控政府,锁死利益格局,改革会无疾而终;操之过缓,当断不断,行政垄断、封闭市场长期阻碍创新,经济增长出现天花板,社会矛盾激化,也前景堪忧。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国企改革的决策者、操作者实际上面临着类似走钢丝的紧张局面。

虽然困难复杂,但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好办法。比如巨型央企虽然还是垄断,但很多都已经成为海外上市公司。上市,不仅让这些企业面临有效激励,从此不敢懈怠,积极努力工作,还可以利用股票市场做到量化、分散所有权。以后时机合适,政府就可以通过逐步抛售股票实现私有化。

慢慢来,用时间换稳定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观察是否有政商利益集团形成的苗头。发现苗头,可以暂停,继续维持国有化。没有苗头,接盘者确属民间,且自由竞争的局面正在形成,那就可以继续抛售,直到顺利完成私有化。

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在事实上开放市场,也是近年来的一大发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微信。电信公司因为微信而失去大量固话短信收入,但政府保持中立,不加干涉,很可能是因为政府发现,这样做恰好可以平稳地削弱电信公司的垄断性,在事实上开放通讯市场。

当行业基本态势发生彻底转变,原来被垄断保护的利益已经无足轻重,这时,再顺水推舟,放开市场破除垄断,不但改革难度小,也不必担心出现利益集团。都没利益了,只有亏损,哪还会有利益集团。

当然,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很多困难复杂的问题来说,时间加耐心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而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靠表态、站队、三招两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肯定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声称锦囊妙计安天下的人,远远没有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实干家值得信任。

2015/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