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再发现(二):朝贡体系与西方国际体系的对比

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欧洲三十年战争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仅有的称得上国际关系的体系。而这两个几近对立的体系造成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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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中国(带动东亚地区)发展出世界上运行最早最成熟的政府治理机制。唐朝时,朝鲜、越南和日本都向中国派出大量遣唐使,对中国文明有着发自内心的向往。其中,朝鲜和越南的汉化程度最深,它们建立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推行科举制、引入中国文字,并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在东亚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是中国也无意干涉这些邻国的内政和汉化选择。所以东亚国家对中国积极而主动效仿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本土的实践。基于文明的认同和贸易的需要,东亚地区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贸易和外交综合体系——朝贡体系。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一体系成熟而稳定,中国(东亚)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东亚也成为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政治最稳定的地区。在人类社会存在增长极限的近代早期,人口数量很能说明东亚的发达。17、18世纪,东亚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中国每平方公里约37人(西藏除外),南亚约32人,欧洲只有11人,东南亚为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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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的中国,GDP大约占到世界1/3。2016年,中国GDP恢复到世界1/7的水平,中日韩三国GDP占到世界的1/4。

中国毫无疑问位于朝贡体系的核心,朝鲜、越南、日本、琉球都属于次级国家。朝贡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文明的认同,所以次级国家间根据与中国文明的相似程度排序,国家实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朝鲜是模范藩属国,排位仅次于中国。日本尽管实力超过朝鲜和越南,但汉化程度不如后者,只能靠后。朝贡体系下,国家间的正式关系是不平等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化设计就是上级国家通过敕封的方式认可下级国家的身份、下级国家派遣使臣到上级国家以及其中严格的礼仪。不平等并不代表中国对下级国家的欺凌和剥削。事实上,中国对藩属国的敕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因为敕封就表示了中国承认藩属国的主权,便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并为藩属国提供安全保护。

如果以国家主权平等的标尺看,朝贡体系显得专制和落后,甚至滑稽可笑。但是我们不能拿一把东亚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尺子来丈量东亚。历史上东亚国家和民众对不平等毫无疑问,“生而平等”的观念反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中西方历史在某些时间节点上的巧合很有意思。1644年,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清军进入山海关,处于朝贡体系边缘又不是儒家社会的满清部落入主中原。清朝很快打消了众番邦的疑虑,不仅接受了儒家思想,而且完全沿用了明朝的朝贡制度。同一时期,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也发生了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与东亚不同的是,这场战争打出了完全不同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和朝贡体系的国家间形式上不平等、存在明确的等级制度完全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形式上平等、实行均势政治。战争中欧洲各国彼此妥协、寻求均势的过程中诞生了主权国家、平等、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概念,这些概念随着后来欧洲的扩张,成为所有国家的行为准则。

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欧洲三十年战争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仅有的称得上国际关系的体系。而这两个几近对立的体系造成的结果也大不相同。朝贡体系下,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在朝贡体系成熟并良好运行的近代早期(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东亚国家间的战争只发生了两场:中国出兵越南(1407—1428年)和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

 

1368—1841年的主要东亚战争(来源:《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500年》)

年份 战争 备注
1407—1428 中国出兵越南
1592—1598 日本侵略朝鲜 万历朝鲜战争
1618—1644 满人入关
1627、1637 清朝入侵朝鲜 丙子胡乱:清朝的目标是平定,而不是征服
1690—1757 清朝征服新疆 逐步消灭各个蒙古部族,终击败准噶尔汗国
1939—1841 鸦片战争

汉文化国家间的战争以斜体标注

中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历史课本大量篇幅聚焦于中国的北部边疆(尤其是明清时期),对东南海疆的关注一直到近代西方到来之后才成为重点,李鸿章感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明清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战事都与北部游牧民族的边境冲突(无论从伤亡人数还是征战的目的,绝大多数都不能称得上是战争)有关,讲述与某个蒙古部落的边贸马市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方向的越南、朝鲜、日本与中国却有着长时间的稳定和平。

这绝非因为这些国家绝非没有战争能力,要知道这些国家有着比游牧部落更高级的组织方式、更成熟的国家体制,同时又是农耕民族,对粮草等军事物资的自筹能力要比游牧部族强很多。甚至强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1592年的万历朝鲜战争,丰臣秀吉动员了16万日本军队,数十万的后勤人员以及700艘船,另一方是明朝的10万援军和6万朝鲜士兵组成的联军,战争持续时间了6年。发生在1588年的英国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决战尽管当时被西方人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集结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参战人数和消耗物资却只有万历朝鲜战争的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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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帮助朝鲜取得胜利之后吞并朝鲜十分容易。但是和抗美援朝战争一样,中国既不吞并也不驻军。朝鲜一旦恢复秩序,便撤出全部军队。朝贡体系下,次级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最明显的不同还不是发动战争的能力,而是战争的次数。万历朝鲜战争是前后六百年内唯一一次中国、朝鲜、日本卷入的战争。同时期的欧洲,1300—1850年,仅英国与法国之间就发生至少46次战争。就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是持续三十年的欧洲国家大混战下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三十年战争:“好些国家战线上都是一面打仗,一面在不同级别上秘密进行谈判。每个国家都自我安慰地设想,再打赢一仗,就可以增强自己在总的解决方案中讨价还价的地位。结果,三十年战争的结局是一场肮脏的交易。”

朝贡体系下国家间长期和平稳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东亚国家彼此的边界相对稳定。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明显变化。欧洲过去几百年出现过数百个独立的政治单元,边界不断变化。如果对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不熟悉,可以回想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边界变化多么大多么频繁,造成过多少举民族迁移的难民。同样地,为了争取优势,对“阳光下的地盘”的争夺也从欧洲大陆延续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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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边界变化。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国家并非是寻求和平与合作,只是寻求暂时的妥协、均势和休整。不安全感让均势的双方或者多方持续寻求最微不足道的优势,投入下一轮的争取均势、结盟、征服的大竞争中。这一点我们只需想一想两次世界大战就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争取优势,不同国家间合纵连横,分成不同的阵营(一战中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的轴心国和同盟国)。结果就是最无关紧要的冲突也有可能变成欧洲大国之间的大混战,进而变成各个国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卷入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欧洲长期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那样群雄争霸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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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1881生于繁荣和平时期的欧洲,二战时逃亡巴西,1942年处于对“精神故乡欧洲”的绝望而自杀。

《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追忆自己年轻的时光,怀念旧时代欧洲的规范、秩序、和平与繁荣,他把一战前自己成长的那段时间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而把一战和二战看作欧洲不同寻常的劫难。但是从欧洲整个近代史来看,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茨威格所怀念的“太平的黄金时代”反而是欧洲历史上最反常的时期。战争是近代欧洲更普遍的状态。

主权、平等这些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平等的观念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后变得更加泛滥,“生而平等”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平等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终极目标。娜拉出走之后呢?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就能改变国家、民族和个人不同的事实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大国之间为了竞争,寻求均势,小国的利益通常作为交易的筹码就是用来牺牲的,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成为笑话。无视国家间在领土、人口、资源财富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宣称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马尔代夫和美国平等吗?瑙鲁和澳大利亚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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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返回伦敦,在机场迫不及待地举起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慕尼黑协定,向英国人宣称争取到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慕尼黑协议不过是英法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换取英国和法国的暂时安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是“各国为解决在无政府状态下共存所设计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而形成的基本行为准则”的其中一种,并非天然正确,更不应该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观念奉为圭臬,来判断朝贡体系。从稳定、和平、小国利益的保护这些角度来看,朝贡体系要远远好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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