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再发现

“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国家无法用来理解中国和东亚。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是基于文明的认同,中国是这个文明的起源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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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西方遇到中国

1793年,英国伯爵马戛尔尼率领西方第一个政府使团访问中国。英国不满通过行商与广东地方官员打交道,这一次他们直接到了北京,希望说服中国最高层给予英国更多的贸易自由,平衡中英两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1793年的英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各种新机器、新发明不断涌现。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投入使用,为纺织业、矿业等提供着永不停歇的动力。英国生产的商品沿着一代代西方航海家开辟出的航路源源不断地送往全世界。英国商人在地中海,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中东、印度、澳大利亚,在加勒比海都如鱼得水。

但是在东亚,英国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清朝的史料记载:夷船来时,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当时欧美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最大宗的是银元,其次才是毛织品和棉花。这些满载银元的西方商船离开的时候却载满了中国的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等中国的特产。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美洲、以及日本流入中国。

《茶馆》里有一段儿,刘麻子请常四爷尝尝他新装的地道英国造鼻烟壶,常四爷感慨道:唉!连鼻烟壶也得从外洋来!大清国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而近代早期,情况正相反。中国的商品行销世界,白银像流水一样往中国淌。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白银生产地是西属美洲和日本。以日本为例,明清时期,日本的出口贸易里有一半都是白银贸易,18世纪中期以后,日本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均在45万两,最高达到150万两。这些白银流入中国,换去中国南方生产的精美丝绸。

尽管16世纪西方航海家就来到了东亚,但是近代早期西方国家在东亚的贸易网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即使在东南亚,中国商人无论是人数还是船队规模都远超西方。乾隆时期,至少有100万中国人定居东南亚。马尼拉就有超过四万中国人,雅加达的中国人口接近当地人口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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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东南亚有着天然的贸易优势。他们共同沐浴在世界上最强劲的季风之下。守时的季风每年从太平洋上送来丰沛的降水和热量,滋养出这片富饶多产的土地,同时为这一地区的商船提供了远航的动力。

由于近代东亚的落后以及西方对东亚的冲击,我们对西方到来之前的东亚贸易状况有两个很普遍的误解。一个认为东亚贸易就是朝贡贸易,无非是中国定期接受各个国家的使节进贡,中国给予这些国家加倍的赏赐。另外一个认为近代东亚对贸易不感兴趣,中国和日本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朝贡贸易只占东亚贸易极小的分量。朝贡贸易按照各个国家的地位(与中国的相似性)明确规定了朝贡次数和使团规模(尽管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可以想见这种常常数年一次的朝贡贸易只能占到地区贸易微乎其微的份额。朝贡贸易之外是数量巨大的商业贸易以及非法贸易(走私和海盗)。朝贡贸易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东亚国家关系的基石,是东亚国际秩序的表现。中国对朝贡国加倍的赏赐算的也不是经济账,是中国维护朝贡体制、获取政治认可的需要。真正承担东亚贸易往来的是数量巨大的非官方的商业贸易以及走私贸易。而中国通过这些非官方贸易获取了巨额的收益。

东亚庞大的贸易网络以中国为中心,可以说当时的世界和现在类似,对中国商品有着难以满足的需求。国内商品经济发达,棉、丝绸、糖、茶等商品丰盈,满足国内市场之余有相当比例都用于出口。银行和企业广泛投资于纺织、陶瓷、金属以及外贸等行业。明朝重修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清朝修建了贯通中国东西的道路网。发达统一的国内市场通过东南沿海的贸易港口和日本、琉球、东南亚以及欧洲联系起来。

如果只看历史上中国和日本的官方文件,的确会产生中日闭关锁国的判断。考虑到贸易与政治安全的对立性,中日两国的确都实行过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而非杜绝对外贸易。而且在边疆稳定之后,统治者往往都会放松对外贸易的管制。比如康熙在收复台湾之后,废除了海禁政策。那之后中国每年下水的远洋船超过1000艘,船只吨位也普遍介于200—500吨之间,部分船只能达到1200吨以上。

实际上闭关锁国这样的描述来自于西方。西方人到达东亚之前,东亚的制度、文化、经济就高度统一和发达。处在朝贡体系下的东亚国家,贸易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都十分活跃,中国南海非现在才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西方人来到后,发现东亚铁板一块,无处插足。同时东亚的儒家文化对基督教强大的排斥也使得西方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封闭孤立的印象。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距离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正好220年。当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做过一期封面报道,标题是Let’s party like it’s 1793。面对中国即将恢复历史上的长期地位,英国人想到220年前那次失败的访问。当时乾隆皇帝要求西方使节必须行磕头礼,被马戛尔尼拒绝。英国人没有看到自己期望的贸易和磕头礼之间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礼仪之争,背后却是一整套迥异于西方的国际秩序。东亚的贸易、外交、政治秩序全都建立在明确的等级制度之下,而这些礼仪就是等级制度最明显和重要的宣示。令中国改变这些礼仪无异于改变东亚数百年稳定的朝贡体制。

2西方对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描绘

二、朝贡体系与西方国际体系的对比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中国(带动东亚地区)发展出世界上运行最早最成熟的政府治理机制。唐朝时,朝鲜、越南和日本都向中国派出大量遣唐使,对中国文明有着发自内心的向往。其中,朝鲜和越南的汉化程度最深,它们建立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推行科举制、引入中国文字,并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在东亚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是中国也无意干涉这些邻国的内政和汉化选择。所以东亚国家对中国积极而主动效仿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本土的实践。基于文明的认同和贸易的需要,东亚地区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贸易和外交综合体系——朝贡体系。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一体系成熟而稳定,中国(东亚)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东亚也成为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政治最稳定的地区。在人类社会存在增长极限的近代早期,人口数量很能说明东亚的发达。17、18世纪,东亚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中国每平方公里约37人(西藏除外),南亚约32人,欧洲只有11人,东南亚为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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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的中国,GDP大约占到世界1/3。2016年,中国GDP恢复到世界1/7的水平,中日韩三国GDP占到世界的1/4。

中国毫无疑问位于朝贡体系的核心,朝鲜、越南、日本、琉球都属于次级国家。朝贡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文明的认同,所以次级国家间根据与中国文明的相似程度排序,国家实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朝鲜是模范藩属国,排位仅次于中国。日本尽管实力超过朝鲜和越南,但汉化程度不如后者,只能靠后。朝贡体系下,国家间的正式关系是不平等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化设计就是上级国家通过敕封的方式认可下级国家的身份、下级国家派遣使臣到上级国家以及其中严格的礼仪。不平等并不代表中国对下级国家的欺凌和剥削。事实上,中国对藩属国的敕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因为敕封就表示了中国承认藩属国的主权,便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并为藩属国提供安全保护。

如果以国家主权平等的标尺看,朝贡体系显得专制和落后,甚至滑稽可笑。但是我们不能拿一把东亚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尺子来丈量东亚。历史上东亚国家和民众对不平等毫无疑问,“生而平等”的观念反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中西方历史在某些时间节点上的巧合很有意思。1644年,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清军进入山海关,处于朝贡体系边缘又不是儒家社会的满清部落入主中原。清朝很快打消了众番邦的疑虑,不仅接受了儒家思想,而且完全沿用了明朝的朝贡制度。同一时期,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也发生了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与东亚不同的是,这场战争打出了完全不同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和朝贡体系的国家间形式上不平等、存在明确的等级制度完全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形式上平等、实行均势政治。战争中欧洲各国彼此妥协、寻求均势的过程中诞生了主权国家、平等、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概念,这些概念随着后来欧洲的扩张,成为所有国家的行为准则。

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欧洲三十年战争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仅有的称得上国际关系的体系。而这两个几近对立的体系造成的结果也大不相同。朝贡体系下,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在朝贡体系成熟并良好运行的近代早期(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东亚国家间的战争只发生了两场:中国出兵越南(1407—1428年)和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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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历史课本大量篇幅聚焦于中国的北部边疆(尤其是明清时期),对东南海疆的关注一直到近代西方到来之后才成为重点,李鸿章感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明清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战事都与北部游牧民族的边境冲突(无论从伤亡人数还是征战的目的,绝大多数都不能称得上是战争)有关,讲述与某个蒙古部落的边贸马市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方向的越南、朝鲜、日本与中国却有着长时间的稳定和平。

这绝非因为这些国家绝非没有战争能力,要知道这些国家有着比游牧部落更高级的组织方式、更成熟的国家体制,同时又是农耕民族,对粮草等军事物资的自筹能力要比游牧部族强很多。甚至强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1592年的万历朝鲜战争,丰臣秀吉动员了16万日本军队,数十万的后勤人员以及700艘船,另一方是明朝的10万援军和6万朝鲜士兵组成的联军,战争持续时间了6年。发生在1588年的英国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决战尽管当时被西方人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集结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参战人数和消耗物资却只有万历朝鲜战争的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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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帮助朝鲜取得胜利之后吞并朝鲜十分容易。但是和抗美援朝战争一样,中国既不吞并也不驻军。朝鲜一旦恢复秩序,便撤出全部军队。朝贡体系下,次级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最明显的不同还不是发动战争的能力,而是战争的次数。万历朝鲜战争是前后六百年内唯一一次中国、朝鲜、日本卷入的战争。同时期的欧洲,1300—1850年,仅英国与法国之间就发生至少46次战争。就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是持续三十年的欧洲国家大混战下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三十年战争:“好些国家战线上都是一面打仗,一面在不同级别上秘密进行谈判。每个国家都自我安慰地设想,再打赢一仗,就可以增强自己在总的解决方案中讨价还价的地位。结果,三十年战争的结局是一场肮脏的交易。”

朝贡体系下国家间长期和平稳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东亚国家彼此的边界相对稳定。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明显变化。欧洲过去几百年出现过数百个独立的政治单元,边界不断变化。如果对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不熟悉,可以回想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边界变化多么大多么频繁,造成过多少举民族迁移的难民。同样地,为了争取优势,对“阳光下的地盘”的争夺也从欧洲大陆延续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5 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边界变化。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国家并非是寻求和平与合作,只是寻求暂时的妥协、均势和休整。不安全感让均势的双方或者多方持续寻求最微不足道的优势,投入下一轮的争取均势、结盟、征服的大竞争中。这一点我们只需想一想两次世界大战就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争取优势,不同国家间合纵连横,分成不同的阵营(一战中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的轴心国和同盟国)。结果就是最无关紧要的冲突也有可能变成欧洲大国之间的大混战,进而变成各个国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卷入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欧洲长期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那样群雄争霸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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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1881生于繁荣和平时期的欧洲,二战时逃亡巴西,1942年处于对“精神故乡欧洲”的绝望而自杀。

《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追忆自己年轻的时光,怀念旧时代欧洲的规范、秩序、和平与繁荣,他把一战前自己成长的那段时间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而把一战和二战看作欧洲不同寻常的劫难。但是从欧洲整个近代史来看,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茨威格所怀念的“太平的黄金时代”反而是欧洲历史上最反常的时期。战争是近代欧洲更普遍的状态。

主权、平等这些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平等的观念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后变得更加泛滥,“生而平等”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平等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终极目标。娜拉出走之后呢?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就能改变国家、民族和个人不同的事实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大国之间为了竞争,寻求均势,小国的利益通常作为交易的筹码就是用来牺牲的,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成为笑话。无视国家间在领土、人口、资源财富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宣称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马尔代夫和美国平等吗?瑙鲁和澳大利亚平等吗?

7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返回伦敦,在机场迫不及待地举起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慕尼黑协定,向英国人宣称争取到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慕尼黑协议不过是英法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换取英国和法国的暂时安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是“各国为解决在无政府状态下共存所设计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而形成的基本行为准则”的其中一种,并非天然正确,更不应该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观念奉为圭臬,来判断朝贡体系。从稳定、和平、小国利益的保护这些角度来看,朝贡体系要远远好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三、朝贡体系的回归

认识朝贡体系有一种再发现的意义。当我们脱离源于欧洲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思维的窠臼,重新看待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能理解许多东亚当下的问题。

与东亚国家陆地边界的稳定不同,东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领海和岛屿争端。日本与所有邻国都存在海洋和岛屿争端:与俄国围绕着北方四岛、与韩国围绕着独岛、与中国围绕着钓鱼岛。东南亚六个国家宣称对中国南海拥有主权。

一直以来,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都在陆地上,海洋的划界本来就不如陆地上容易。东亚国家在接受了西方的概念之后,开始划定海上的边界。对于有争议的岛礁,东亚国家采取的办法是翻寻故纸堆,考据谁最先到达、管理这些岛礁。但是带着民族主义目的投入大量资寻找历史中这些岛礁的记载,每个国家也都能根据自己需要解读历史。结果就是,这些争端永远得不到解决,成为东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历史上,除了渔民担心撞上这些无人岛礁,没有人真正关心它们的存在。对那些荒岛的珍视和争夺更多的是展示一种民族主义的态度。这些领土争端和东亚的历史问题一样,成为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俘虏。

即使现在看起来对这些岛屿的争夺非常尖锐,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些争夺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随着东亚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朝贡体制重新以某种形式在东亚恢复,这些争端很可能再也无人提起。这也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之处。

除了领土争端,对历史的各种争议性解释也是东亚国家争论的焦点。其中的一个争议是东亚国家在对待20世纪日本对亚洲的殖民和侵略问题。不过相对于这个争议,更有代表性、也更复杂的是更长历史时期的争议。

朝鲜、越南、日本长期受汉文化滋养,和西方比较,这些国家历史上都属于更年长、更文明和发达的国家。历史上找到各自国家的荣耀都不难。但是他们不会强调这些深受中国影响,不会强调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体的荣耀。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它们会强调和提升“本国自古以来的荣耀和平等地位”。历史已经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俘虏。曾经以学习和从属中国(文明)为荣,现在被认为是耻辱和软弱表现。所以拼命学习模仿西方是不够的,还要拼命“去中国化”。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朝鲜)长期是中国的模范藩属国,由于文化上与中国更为接近,长期保持着对日本的优越感。如今的韩国,无视大量学习借鉴中国文明的史料(这些史料多用汉字书写,修史的传统也来自中国),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一些边角料来证明自己历史上并不存在的荣耀和平等。比如朝鲜人(韩国人)美化1592年对抗日本的军功而全然不提明朝的帮助,比如将历史上的朝贡制度丑化成为殖民和侵略,全然不提其自主效仿的态度和中国给予的保护。韩国人总是很在乎,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韩国的,甚至对于中国的也要争过来。比如不时出现的中韩文化和风俗之争。为了缓解身份焦虑,韩国积极引入西方文化。韩国的可悲在于它越是“去中国化”,就越加剧它的身份焦虑。

事实是,领土争端不是历史问题,历史的争议性解释也不是历史问题。这些不过是西方概念套用东亚历史后产生的新问题,是披着历史问题外衣的当代政治问题。只要东亚国家间在政治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分歧,历史问题就会被放在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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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这片位于中国大陆和南亚大陆之间的区域,从古至今就受中国和印度的双重影响,在许多领域印度化的程度比中国化的程度要高。

随着中国(以及东亚整体)的复兴,朝贡体系一定会以某种程度在东亚恢复。朝贡体系体现的非均势状态下的长久稳定在现在的世界也有所验证。比如美国独大的美洲、澳大利亚独大的大洋洲都比均势的欧洲和中东更稳定。东亚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状态,但是美国在东亚与日本的结盟形成了与中国的均势,增加了东亚的不稳定。

东亚作为充满活力、连接世界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并不是最近几十年的新现象。数百年前的东亚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经贸往来频繁、和平稳定的地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的落后反而是东亚历史中反常的状态,被称为“深刻而短暂的落后”。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现在的东亚与历史上的东亚并没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断裂。中国、朝鲜、越南、日本都是组织化程度极高、社会凝聚力极强的复杂官僚制国家,民众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社会的内在提升力一直存在。20世纪末东亚经济集体(依次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异军突起的根源或许不在于学习和模仿西方,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是东亚的整体崛起,而不是拉丁美洲、中东或者东南亚。

“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国家无法用来理解中国和东亚。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是基于文明的认同,中国是这个文明的起源和中心。尽管在经济上,中国和东亚已经越来越接近她在历史上的长期表现。

现在的东亚与历史的东亚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人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

本文作者为铅笔社成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