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讲中国通史第一集【天佑中华】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首先是最封闭,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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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有过四大古文明,都依托于巨大的河流孕育而成,分别是北非地区的尼罗河文明(埃及文明),中东地区的两河文明,印度洋北岸的印度河文明,以及发育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文明,又被称为黄河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都已经烟消云散,今天的埃及人不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今天的中东人也不是古代的中东人,今天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连文字都已经失传。唯一把文字和人种都保留下,数千年传承不衰的文明,只有黄河文明。在古代社会是一流强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还能再次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也只有中国。

 

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集 天佑中华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首先是最封闭,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

除了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无险可守.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从古巴比伦,到古代波斯帝国,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蛮族入侵,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把埃及消灭一次。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但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的外敌入侵都是从这条通道打过来的。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音:肉)氏(音:知)人、匈奴、突厥等中国西域地区的民族又排着队来侵略印度,16世纪初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唯一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的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被称为“辽西走廊”。中国历史上汉民族政权两次亡于少数民族入侵,第一次是北方的蒙古,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清。就是在地理上存在着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成功的入主中原,由于人口基数太少,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这两次入侵最终没有毁掉中华文明,汉民族仍然是主体民族,蒙古和满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华夏文明的第二大特征是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在古代社会就能供养好几亿人口。从古至今,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强盛的根基。

 

华夏文明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最艰苦。

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二十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我们生存的恶劣环境密切相关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它的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让它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击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它的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也就是基本上每隔一百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

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应。

中国的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内部叛乱,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的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开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大禹治水的时候,召开部落会议,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和强调纪律。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的走向了国家形态。

所以,中华文明虽然起步晚了一点,但是由于有了最艰苦的耕种环境,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了古代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和治理黄河水患。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任帝国元首。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做“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排在政务之前的。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非常落后。比如,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顺水时规定100到150里。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或者南京地区跟长安的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来回一次就是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的还要更慢。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北方蛮族就打到家门口了。

汉武帝北上打击匈奴的战争,先后动用了45军队、60匹马,而且深入北方大漠数百公里,每一个士兵所需要的物资就有三到四个民夫负责为他提供后勤运输。总共加起来,这场保卫华夏文明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超过两百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整个国家的资源,捍卫华夏文明,或者抵抗黄河水患等重大自然灾害。

 

除此以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还保障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商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说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货币,遵守同样的法律、按照统一的标准交税。这就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今天我们说独裁专制感觉好像很愚昧落后的样子,其实它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的商人们每经过一个领主的地盘,都要接受一次检查、交一次税。而税率和货物是否合法的规定这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们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全国执行同一套法律和统一的税率,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羡慕的流口水。

我们今天时常用“封建社会”来概括从秦朝到清朝的社会形态,这是套用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其实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建立政府的权力依赖于控制的土地范围。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是世袭的,不由国王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们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不仅可以向农民收取地租、还享有向所有居民收税、进行司法审判、处决罪犯、任免官员等种政治权力,还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封建制度”,跟中国秦朝以前,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比较像。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建立了郡县制。也就是取消了封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那些拥有土地的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说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应该是“郡县社会”或者说“帝制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灭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更为准确。它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土地所有权是分散的,而政治权力则是统一的。地主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而管理国家的官员和掌握军队的将领只服从皇帝的意志,他们从政府领工资,中央政府可以随意调动他们的职位,他们只能对中央政权负责而不能对任何地方势力效忠。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能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如明朝时候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中国古代王朝的具体制度都会有所不同,但这套大框架是基本维持的。如何正确认识这套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两卷,《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重现伟大中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