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不等于计划经济

产业政策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而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

产业政策

本文为李晓鹏博士和张国彪编著的新书《中国的产业政策》序。版权属于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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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李晓鹏博士和张国彪编著的新书《中国的产业政策》作序。

产业政策是一个被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学家们长期忽视的重大经济学课题。而这个课题,也可以说是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一直被整个政治经济学忽视的一个核心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除外)。这个问题之所以核心,是因为工业化是社会大协作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体间市场竞争的产物。只有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才能够大大降低社会协作成本,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实现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向社会化大分工的工业国的转型。因此也只有通过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才能够揭示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化成功的终极秘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17世纪以后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后来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战后崛起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与政府采纳了正确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而没有成功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非洲、中亚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盲目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和俄罗斯,都与放弃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当然,并非任何产业政策都能够导致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成功。政府也有可能采纳错误的产业政策,从而浪费国家资源。但是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放弃产业政策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比“进口替代”期间采纳错误的产业政策还要缓慢。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产业政策?为什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必不可少?为什么很多国家以前的计划经济会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奇迹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这正是本书的巨大价值和贡献所在。研究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崛起的秘密,而且还可帮助我们解释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秘密,解释美国和日本成功工业化的秘密,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历史上)工业化失败或受阻的原因和教训。

产业政策

目前一些国内外学者把产业政策混同于计划经济。本书作者对于这一点做了一个十分精准的区分: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经济,也不在于干预的是产业结构还是货币总量,而关键在于是“有限干预”还是“无限干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无限干预”,政府不支持的产业,就会丧失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有限干预”,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垄断经济资源。政府掌握的资源该如何使用,产业政策说了算;市场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市场说了算。两种力量可以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但有时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动自己看好的产业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补、可以竞争、可以互相纠错,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最终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产业政策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而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对市场经济实行有限干预的必要性来源于克服市场缺失、市场失灵、产业的外部性和促成不同厂商从事社会协作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不仅是导致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此,“有限干预”和“无限干预”这个区分,立刻把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与私有企业的关系理清楚了:计划经济意味着全部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因而政府才能够对经济实行无限干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却容许国有企业的存在,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也是政府“有限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规模经济和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能力。由于巨大的协作和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的存在,私有企业(集团)很难在经济发展的每个特定阶段为国家利益有效提供很多必需品,尤其是在能源、动力、交通、资源、国防、基础科研等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部门。另外,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它的所有制无关,而只与管理有关。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也大量存在国有或公有企业,包括在能源、运输、资源、国防、教育和医疗等产业。

换句话说,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产业的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而也是因为市场条件下很多私有产业和产业集群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作和其他交易成本才能够涌现出来。按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的前提,也是使得一国的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的前提。因而“有限干预”和“无限干预”的区别可能内生于产业政策所要支持的产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如果是,那么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发挥协调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如果不是,产业政策就需要给予企业保护,而且,距离比较优势越远,需要的保护补贴越多,政府的干预就越强,范围也就越广,从而导致我们看到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而且按照我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它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因此需要一个有决心的、重视商业和制造业的政府去按顺序自下而上地帮助创造、开拓、扶持和规划,并对其实施监管,方能够有效运作。

因此,无论是一个追赶型的后发国家,还是一个站在前沿的先发国家,都需要一个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去同民间市场力量相互配合、协作,才能够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不断推向新高。

如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个花园,我们则可以把政府比喻为园丁。园丁的作用不是代替花卉生长,而是因势利导为它们打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和光合作用条件,使得不同物种拥有相得益彰的聚合作用和资源共享条件。这些工作是花卉本身无法完成的,包括控制土壤肥力、温度、水源和四季交替,另外还有品种筛选、嫁接、隔离和控制杂草生长等一系列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一定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就像那些无法实现工业化的贫穷国家一样,徒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虚名。而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相当于拔苗助长,生拉活扯,盲目照搬别人花园的模式,徒有赶超别人花园的愿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正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采纳了符合比较优势的“有限干预”的产业政策,按照自己的国情和文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全球工业化历史上最为合格的园丁之一。

 

作者: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