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要妻随夫纲?

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看不尽合理的这个一刀切,从社会实践层面看,却是更务实可行的制度,即便不是唯一的或“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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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注:本文节选自苏力的《大国宪制》。

先讨论生物性乱伦的风险防范。

在历史中国,定居中原的农耕者很早就发现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会导致后代在智力和体能上的衰退。尽管有外国学者认为从小一起生活的近亲属相互间会有天生的“性厌恶”,足以防止乱伦;但仅从日常经验看,这个说法不大可能成立。中国古人的长期实践表明他们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建立了一套制度,尽可能避免血缘关系太近的人结婚和生育。

首先是以制度化或规则化的方式严格区分哪些人可以结婚,哪些人不能。这就是用来“别婚姻”的姓氏制度。其中也包括,为落实“同姓不婚”,展开的日常教育和严格规训,因为中国古人清楚知道“非教不知生之族也”。姓氏制度以父系为中心,儿女随父姓——借此展示父系的血缘:除后面提及的社会中鲜见的“入赘”外,后世全然无视母系的血缘。

若严格按照现代生物学逻辑, 这种防止近亲结婚的制度不尽合理,“同姓不婚”,一刀切,会禁止血缘关系极稀薄(出了五服)的同姓男女结婚,甚至会禁止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结婚——因为历史上,曾有许多人,如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出于各种原因采用了某姓氏。更不合理的是,这种“同姓不婚”完全无视母系近亲,如禁止姑表兄妹/姐弟结婚,却允许姨表兄妹/姐弟结婚。这种同姓不婚中或许隐含了一些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但在我看来更可能是一-些难免错误的生物学猜测或假定:姑表是近亲(“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而姨表不是近亲(“两姨亲,不算亲,死了姨姨断了亲”)。

社会生活中的道理很少是一面倒的。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看不尽合理的这个一刀切,从社会实践层面看,却是更务实可行的制度,即便不是唯一的或“最”的。关键因素是搜寻费用。若在社会实践层面全面追溯男女双方父母的血缘谱系,一定会急剧减少潜在可婚配对象的总量。在交通不便的农耕区域内,这种实践有时甚至会令婚配不可能。这种双系血缘追溯的复杂程度还很快就会超出普通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没有文字来记录——即便有文字也不可能记录——复杂血缘谱系的农耕社会,这种追溯不可能落实。相反,只看(父系)姓氏的一刀切,反倒简单易行,既便于人们选择确定婚配对象,也可以有效监督防范单姓村落内少男少女的爱情冲动——后面会细致讨论这一点。

其次是外婚制,即要求农耕村落所有成员都一律同他姓村落的成员成婚。除“合两姓之好”外,这一规则可确保某些父系近亲不结婚。但在农耕中国,与外婚制紧密联系的还有普遍的女性从夫居,即除非因没有兄弟不得已招婿人赘外,女性婚后一律移居丈夫的村庄,仅携带作为嫁妆的个人动产同行。

农耕中国普遍采纳从夫居的外婚制,不是偶然,更不可能仅仅因为男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如果男性真的如同女权指控的那么恣意、任性和霸道,那么农耕社会中的婚姻格局反倒应当是既有从夫居也有从妻居。始终如一的大范围内的从夫居制,当然是没考虑女性的居住意愿。但光看这一点是偏颇的,因为从夫居不仅约束了女性,其实也令男性在居住上别无选择。因此,更合理的解释会是,一定有其他什么重大约束条件或制度考量,迫使农耕社会在权衡了长期利弊后,最终选择了从成本收益上看更为理性的从夫居制。

从夫居毫无疑问对女性有种种不利。她们得孤身一人进入陌生村庄,要适应陌生村庄的一切,她们一定为这一制度支付了更多代价。但就稳定农耕时代人们必需的村落社区制度而言,从夫制确实比从妻居制,或比走婚制,从整体来看对所有人都有更大制度收益;这些收益也是,或会部分转化为,从夫居女性的收益。理由是,在历史上各种生产/再生产关系下,年轻女性的一些特点(即所谓的社会性别,gender) 令她们通常比年轻男性更能适应陌生社会环境。陌生社会或社区通常也更愿意接纳女性,而不是男性。最简单直接但很野蛮的证据是,在野蛮残酷的村落、部落或文明冲突中,胜利者会屠杀失败方的所有成年男性,通常却会接纳失败方的全部年轻女性。

从夫居制度的优势更可能在于,至少从理论分析上看,从夫居的村落会比从妻居的村落更少可能因外人进入,冲击、改变甚至颠覆本社区原有组织结构。如采取从妻居制,村落就只能按母女姊妹这两个维度组织并治理。由于因从妻居加入该村落的男子相互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竞争一定会比从夫居村落中的妯娌间竟争更激烈。他们相互间不仅很难建立领导和服从关系,而且也不大可能以“妻为夫纲”原则按妻子在村落中的血缘关系位置来界定其丈大在该村落中的坐标位置。尤其得考虑到,在两性关系上,男子天性比女性“花心”,即有追逐更多女性繁衍更多后代的自然倾向生物能力,更主动,更进取,也更多性冲动。这意昧着这些男性更少可能接受“妻为夫纲”的制度约束和规训,更少可能恪守或能守住制度为他们规定的“本分”。换言之,在从妻居制度下,男性更可能趋向广义的即社会文化层面的乱伦,他们不但可能追求妻子的同辈姊妹,也完全可能追求妻子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长辈或晚辈。这都趋于激发男性间更亢奋激烈的冲突。从逻辑上看,结果会摧毁一夫一妻制,导致部分强壮男性的一夫多妻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农耕村落就无以构成,集体行动的成本会急剧增加乃至不可能有集体行动。从繁衍后代角度来看,这也趋于减少人类繁衍上的基因多样性。

相比之下,鉴于女性生理特点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格局,从夫居制会全面且大大弱化从妻居制的上述风险,即便不可能清除妯娌间的冲突。这就可以解说为什么世界各地,在传统农耕村落,普遍采纳的是从夫居制。有从妻居的现象(典型是“入赘”),却不构成普遍制度。也有摩梭人的走婚制:即让外来男性参加农耕村落的家庭关系再生产过程,却不让他们加入村落现有的政治、社会和家庭组织。走婚令男子一直游离于母系农村的组织构成之外;结果是研究者概括的“有父的生育”和“无父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