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行政垄断的背后(四):实践智慧

当代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而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靠表态、站队、三招两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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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子暘

                                   导    言

关于行政垄断的争论一直激烈。一方认为,行政垄断应该尽快废除,垄断央企既效率低下,又妨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电信业内人士的另一方则认为,从电信央企的实际表现看,资费服务网络水平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电信企业已经用实际成绩驳倒了“垄断必低效”的片面认识。行政垄断利远大于弊。这些自然垄断的行业更适用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盲目在这些行业推行自由竞争,会比现状差得多。

看起来,在争论的两方之间,人们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实际上,这两方的意见都有偏颇之处。本文观点不属于两方的任何一方,试图从一个不同角度对中国的行政垄断进行分析。

五、实践智慧

可是,棘手之处就在于,由于前述约束条件的存在,由于要防范政商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坐大,对基础行业的垄断国企,并没有“休克式”私有化那么简洁明快的解决办法。私有化的自由竞争固然好,但如何顺利到达彼岸,中途不落入政商利益集团掠夺性政治的死局,没人知道。

 

可是,封闭市场的行政垄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是可以接受的,不等于以后也可以接受。没人知道怎么改革,也得硬着头皮继续改革。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困难所在。这绝不是一个是否接受市场经济、是否支持自由竞争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丰富实践智慧和高度耐心的技术问题。

 

国企改革、破除垄断的解决办法,只能来自于现实,而不可能从纸面上推导出来。基本原则是:用各种办法增加现有国企的竞争性,尽量刺激他们努力工作、增加产出;开放市场比转制更重要;增量改革,用增量部分的扩大减小存量的重要性。

 

耐人寻味的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过程,虽然无人设计,走一步看一步,但差不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些“政府味”不浓的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服装业等,率先实现了国企私有化,很早就对民间开放了市场。第一批“个体户”,很多就从事这些行业。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政府利用国企经营困难的机会——经营困难的国企,官员无利可图,避之唯恐不及,没有兴趣与之勾结——大胆实行国企转制。虽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但改革符合经济规律,促进经济增长,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几年内基本被顺利解决。

 

现在,国企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遍布各行各业,收缩到只占据那些“政府味”浓厚的基础性、关键性行业。国企改革也就到了最困难、最复杂的阶段。操之过急,做成夹生饭,弄出政商利益集团,操控政府,锁死利益格局,改革会无疾而终;操之过缓,当断不断,行政垄断、封闭市场长期阻碍创新,经济增长出现天花板,社会矛盾激化,也前景堪忧。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国企改革的决策者、操作者实际上面临着类似走钢丝的紧张局面。

 

虽然困难复杂,但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好办法。比如巨型央企虽然还是垄断,但很多都已经成为海外上市公司。上市,不仅让这些企业面临有效激励,从此不敢懈怠,积极努力工作,还可以利用股票市场做到量化、分散所有权。以后时机合适,政府就可以通过逐步抛售股票实现私有化。

 

慢慢来,用时间换稳定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观察是否有政商利益集团形成的苗头。发现苗头,可以暂停,继续维持国有化。没有苗头,接盘者确属民间,且自由竞争的局面正在形成,那就可以继续抛售,直到顺利完成私有化。

 

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在事实上开放市场,也是近年来的一大发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微信。电信公司因为微信而失去大量固话短信收入,但政府保持中立,不加干涉,很可能是因为政府发现,这样做恰好可以平稳地削弱电信公司的垄断性,在事实上开放通讯市场。

 

当行业基本态势发生彻底转变,原来被垄断保护的利益已经无足轻重,这时,再顺水推舟,放开市场破除垄断,不但改革难度小,也不必担心出现利益集团。都没利益了,只有亏损,哪还会有利益集团。

 

当然,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很多困难复杂的问题来说,时间加耐心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而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靠表态、站队、三招两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肯定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声称锦囊妙计安天下的人,远远没有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实干家值得信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