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重新理解市场(完整版)

市场是人们解决协作问题的答案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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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子暘

医疗、教育是两个经常引起舆论关注的领域,时不时就爆出个热点新闻。而且,相比其他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困难重重,进展不能令人满意。对于医疗、教育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大家意见分歧很大。

支持市场化的人认为,医疗、教育和其他行业没什么区别,改革方向应该都是尽量私有化。只要实现了私有化,医疗、教育就会像很多行业一样快速发展。现在存在的那些问题,都不难在发展中解决。

反对者则认为,医疗、教育是特殊行业,不应该进行私有化,相反,有必要坚持国有化。反对者指出,医疗、教育这两个行业中,买卖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如果私有化,消费者很容易被蒙骗,利益无法保障。所以,应该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管理。

一、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反方的观点。信息不对称是否只能通过国有化来解决?

很多行业都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市场已有解决办法,那就是品牌、商标。品牌、商标的作用就在于,把所有相关信息——正面的负面的,都和某个品牌、商标结合起来,打成一个包,上面有明显的识别标志。消费者无须掌握繁多的信息,只要认准那个简单的品牌或者商标即可。

汽车、照相机、电子产品都很复杂。相对消费者,生产者有巨大的信息优势。但消费者无需了解各种技术细节,他们只要认牌子就足以制衡生产者了。并不需要国有化来作为解决方案。

果然,这些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中,品牌都很重要。而在那些信息不对称不那么严重的行业中,品牌往往就不重要,甚至没有。蔬菜水果、馒头大饼、螺钉螺母,一眼就可以看出质量。没有品牌也照样经营销售。

有了品牌,经营的时间越长,经营者投入的资金就越多,积累的品牌效应就越大,经营者就会越珍惜品牌。即使有再多的信息优势,他也不会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去欺诈蒙骗消费者,那样等于是让自己多年的投资、辛劳、积累毁于一旦。所以,市场中的老牌子、百年老店往往更值得信任。而刚进入市场的新品牌则面临着建立品牌的努力过程。

二、市场竞争是另一个解决办法

除了品牌、商标以外,市场还有另一个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

某些行业中,厂商和顾客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个大家都知道。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商家想要招揽生意,就要主动去减少信息不对称。他们会用各种方法积极向顾客展示相关信息,赢得顾客的信任。

前两年,火锅口水油闹得凶的时候,我到成都某火锅店吃饭。伙计当着我们的面打开一袋新油倒在火锅里。各位请看,这可是新油,可不是别的食客吃剩下的口水油。

顾客担心后厨不卫生、管理混乱,有的饭馆就把厨房操作间设计成开放式的,让厨师隔着透明的大玻璃在顾客眼皮底下做饭。这下顾客总可以放心了吧。

如果信息不对称确实很大,还会给专门的信息媒体创造出商业机会。汽车、计算机、摄影等复杂产品,都有专业的杂志、网站等传媒对各种型号的产品进行评测、试用、对比。消除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这件事,本身已成了一个巨大市场。传媒市场中的经营者,为了赚钱,会想方设法去帮助消费者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和麻烦。

于是,虽然许多行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但正常的市场交易并没有受到影响。即使企业是私营的,是唯利是图的,仍然要竭诚为顾客服务才能赚到钱。信息不对称并不需要国有化来解决。

三、特殊性是什么

既然市场已经有多种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反方的意见是不是就完全错误呢?那倒也不是。医疗、教育确实有其特殊性,否则也不至于成为改革难点了。不过,这个特殊性不仅是信息不对称,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方面。

医疗教育属于服务行业,而且是针对人身进行的复杂、重要的服务。消费者的重大利益乃至人身安全,高度依赖医生、教师的诚实可靠。因此,两个行业对从业者的可信度,要求非常高。

服务行业有很多,但大多数服务行业直接的操作对象是物,不是人。酒店服务员打扫客房,饭店服务员端来饭菜,汽车修理工摆弄汽车,超市收银员刷卡收费……他们直接操作的对象是物不是人。消费者也需要他们值得信任,但并不那么强烈和必须。

另一些服务虽然针对的是人,但并不是人身重要的方面。理发师修剪头发,导游引导讲解,出租车司机运载客人,搓澡工帮顾客清洁身体……消费者当然也希望这些服务人员诚实可靠,但如果遇到不理想甚至恶劣的服务,即使投诉无门,或难以确定责任归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消费者以后不再光顾,已经是足够强硬的制约手段了。

可是,医疗和教育不同。这两个行业,既针对人身,又非常重要。病人面对医生,很多时候是以性命相托的。看病遇到庸医或不认真负责的医生,可能一命呜呼。小孩子是否遇到良师,一生的命运可能大不相同。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的那种心理了:对私有化的、商业化的医院、学校,大家就是抱有戒心,缺乏信任。想想看,给你看病的医生,教育你孩子的老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也就是尽可能多赚钱。你的疾病,你那未成年的子女,是他赚钱的工具。加之医疗教育又非常复杂,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能放心呢?推销员的话,谁会深信不疑呢?

前述两个市场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能够缓解一部分问题,事实上,品牌商标、第三方信息服务在医疗、教育领域都很重要。病人当然很看重医院的等级、声誉;很多媒体也多年进行大学的各种排名。著名学校周边才有所谓“学区房”。

对积极进取、力争上游的医院、学校,这些是强大的激励,会促使他们奋发努力。问题在于,这些对那些心怀叵测、蓄意欺诈的人来说,并不构成足够的制约。可是医疗、教育的消费者需要足够的底线保证。人的健康和孩子的未来,太重要。和吃坏一次肚子、买到一次假货,完全不可比。

换句话说,仅仅是信息不对称,市场已有足够的解决办法,但如果是极端复杂、重要的领域,就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案了。医疗、教育这两个行业,确实不适用完全商业化的、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化体制。

四、并不是仅有这两个行业

实际上,上述规律——对人的诚实可靠有高度要求的复杂、重要行业,就不适用于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化体制。并不是只有医疗、教育两个行业如此,凡是有这个特点的领域,都是如此。

法官的判决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人的生死,而司法判决一方面很复杂,同时又高度依赖法官个人的诚信负责、公正无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会让法院商业化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商业规则在这里不适用。

公司资产可以转让和交易。为此还建立了专门的股票市场。人们可以在股票市场中收购公司股票,成为大股东,进而成为公司董事长,但买官卖官为什么是严重罪行?为什么不能建立官员职位交易市场让人们出价当官?

这就是因为人们对官员个人的诚信要求很高。这时,就需要用特殊的办法选拔和考核官员。从古至今,选拔官员的办法很多,但买官卖官在哪里都是歪门邪路。偷着干的人有,但大家不会认为那样干是对的。你能接受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大家自由购买吗?

和应用科技不同,基础科学研究、理论学术研究有很强的原创性、不确定性和非实用性。很可能辛苦研究多年,却一无所获,或者成果根本不能转化为商业项目。科学家本身是否在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靠他的自觉,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更不可能用利润去考核评价基础。

商业规则其实是最简单的。利润指标是一目了然的数字,谁强谁弱、谁成功谁失败、谁认真谁偷懒,看得清清楚楚,大家还没争议。如果世间万事万物都能适用于商业规则,这个世界的麻烦会少很多。可惜,世界没有那么完美,就是有很多行业——比如医疗教育,不能适用商业原则。这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新问题。

一、 医院和教育这两个特殊行业,如果实行私有化商业规则,人们会难以相信一心要赚钱的从业者。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人们相信这些提供极端重要服务的陌生人?替代方案是什么?

二、 另一方面,如果不能使用商业规则,没有利润压力,那么,用什么办法激励和维持医生和教师尽心尽力地工作,而不会自私自利、偷懒耍滑?

五、非营利解决第一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商业规则以外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并不需要我们去冥思苦想。人类社会早就有医疗、教育这两个行业了,也早就有这方面的解决办法了,那就是由非营利组织建立和主办医院和学校。

说到非营利组织,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非营利不等于不赚钱,更不是没有收入。

经济规律谁也不能违背,成本、收益永远都在。盈利或者非营利组织,都要承担水电房租固定资产人员工资等各方面成本。没有收入的组织,很快就会消失。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差异在于如何处理收入。

非营利组织赚到的钱,不能当作利润分给投资者,而要投入后续建设,扩大再生产。比如一家医院年底结算,支付各项成本以后,还剩余一亿元。在一般公司那里,这一亿元就是经营利润,可以自由支配。分给股东用于个人消费可以,继续投资扩大再生产可以,拿出去投资其他也可以,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也可以。

但如果这家医院是非营利组织,这一亿元就只能按照成立时章程规定的用途使用,一般是用来扩建医院大楼,添置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招聘更多更好的医生护士等等。人们成立非营利组织的目的是按照投资人的愿望,做某件特定的事情——医院就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赚钱。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的非营利机构,也被称为事业单位。企业的目的是赚钱,利润最大化。事业单位则是为了完成某项特定的事务而成立——事业嘛。比如出版社是为了出版图书,广播电台是为了制作播出广播节目。事业单位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按照行业划分,各有地盘,并且,这个地盘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根据政府指令划分而成。

企业是什么赚钱干什么,这个不赚钱赚钱少就转而干别的。事业单位则是出资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出资人是政府,事业单位就成为政府财政的负担。现在很多事业单位正在改革,改革方向就是转制为企业。转成企业以后,就要自己去市场中赚钱了,别再想着政府拨款养活了。

政府养活大批事业单位,没必要。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正是改革的任务之一。但除了政府作为出资人的事业单位以外,正常社会中还会有很多其他人出资的非营利机构。最主要的就是教会、寺庙和慈善组织。

虽然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但很多教会、寺庙的收入之多,大多数企业都只能自愧不如。但教会必须坚持非营利的性质,绝不能成为赤裸裸的赚钱机器,那样不但是丑闻,而且收入反倒会大减。中世纪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放下身段大把捞钱,结果引得天怒人怨,马丁路德就是通过抨击教会的贪婪而推动宗教改革的。

教会、慈善组织既然是非营利机构,就没有一心要赚钱的嫌疑。由他们来兴办医院、学校,最合适不过。一方面可以保障医院学校的经费,同时还可以让医院学校也成为非营利机构,从而打消了人们的怀疑和顾虑。

现代的医院、大学起源于欧洲。考察他们的历史就会发现,教会果然是医院、学校主要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在现代医院、大学的发展史中,非营利机构可以说发挥着核心作用。著名的红十字标识就来自基督教的十字架。美国很多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是由富人捐资兴建,或者由教会主办。大家知道他们是私立大学,但可能忽略了,他们同时都属于非营利机构。

近代史上,教会的慈善组织在中国也创办了很多重要的医院和大学:协和医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采用全英文授课,被称为“东方哈佛”。这些大学也都是非营利机构。

当代美国社会的医疗体系中,大部分医院和医学研究机构都属于非营利性。

美国前十大医院是:梅奥诊所、麻省理工总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克里夫兰诊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巴尼斯朱迪亚圣彼得医院、纽约长老医院、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最大的儿童医院是波士顿儿童医院。

这些医院,很多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其教会或者大学的背景,他们都是非营利性机构。除了医院以外,美国还有十大非营利性医院系统,每家都经营十几家、几十家医院。

可以说,美国医疗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由非营利机构组成的。营利性机构处于次要和补充地位。这足以表明,对于医院来说,非营利性是更为合适的组织方式。

医院是非营利机构,病人就不必担心医生把他的病当成赚钱机会,把他当成赚钱工具。由于是非营利,医生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救死扶伤,而不是尽可能开大药方和各种检查单赚钱。医院也不会给医生布置荒唐的“创收任务”。很多美国医生甚至都不知道病人需要付多少钱。医疗费由专门的部门去结算。这种非营利性给病人带来的信任感,是其他手段难以做到的。

六、崇高的社会地位解决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医生、教师没有利润约束,他们会不会就此偷懒、不努力或者敷衍了事呢?如何确保医生教师行事正派、可信可靠呢?

对此,也早就有了不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赋予医生、教师崇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古人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看,医生和宰相属于同类。对老师更是格外尊重。“天地君亲师”。老师虽然排在最后一位,但看看前面那几位,就知道老师的地位多么崇高了。逢年过节,学生是要给老师磕头的。

西方社会也是一样。Doctor和Professor 基本上就是正人君子、可信任的代名词。收入不是最高的,比不上明星和成功的商人,但也很不错,算是高收入阶层。但社会地位可比明星或者商人高多了。同样一句话,别人说了,大家不见得信,Doctor和Professor 说了,大家就相信。

从经济角度来说,医生、教师和厨子、跑堂的,没有区别,都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古今中外恐怕没有哪个社会里,医生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厨子跑堂的不相上下。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通过长期的演化,回应这种信任上的需求,社会发展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类似的,人们对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这些人都格外尊重。但对商人、工程师、会计师却很漠然。其实,这是一种合理的补偿机制。爱因斯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到难以计量——相对论到底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呢?既然市场无法直接从经济上给他回报,人们就用格外的尊敬作为补偿。成功的商人则已经从市场中得到足够的经济回报,大家也就不必锦上添花,再让他们名利双收了。

把一个行业的人端得高高的,人人都对他们表示尊敬,长此以往,就会在这个行业中创造出特有的尊严感和职业伦理。医生有希波克拉底宣言。教师对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感,其他服务行业也很难见到。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解决问题,但这种尊严感给人带来的自重和激励,其实比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强烈得多。

他们往往并不需要外在的有形的约束。即使只是为了自尊,为了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他们也会努力工作、精益求精。内在的驱动力更加强大而持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医生教师这些专业人士来说,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就是远离财务纠缠,专心于本职工作,精研技能,同时还能得到生活优越的经济收入。而非营利机构恰好能提供这种心无旁骛的工作环境。

在美国,法官的收入并不算很高,但社会地位非常高。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在美国社会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大家对他们无比崇敬、高度信任。在这种社会情绪的“压迫”下,美国法官也基本都能做到洁身自好、律己严格。

美国建国以来一共有114人担任过联邦最高大法官。200多年也不算短了,这些人之间,政见之争当然有,有时还很激烈,分歧很大,但在个人品德和工作态度上,居然没有出现一个败德、丑闻的例子。这真是一个神一样的高尚群体。

不仅是大法官,总统、高级官员、高级军官等政治人物,传统上,社会也对他们提出了很高的个人品德要求。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当代民主社会有一个不良趋势,那就是政治家平凡化庸俗化。舆论和反对党甚至有时故意从人格上贬损执政官员。人们错误地以为这才是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其实,一个没有自尊、为了保持权力愿意迎合各方的官员才真的不可信任。中国古代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是有深刻用意的。一帮彻底不要脸、任人辱骂攻击也恋栈不去的人,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人们看到他们当众的狼狈样子,就更加难以对他们信任和尊重。社会秩序的基础就这样被逐渐侵蚀。

七、现实演化的巧妙安排

总结一下上面的观点。

由于服务的特殊性,医生教师需要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为此,医院学校定位为非营利机构,不像商业机构那样以利润最大化目的,这样,医生教师可以摆脱一心赚钱的嫌疑,人们可以确信,自己面对的是医生和教师,而不是推销员。

另一方面,社会演化出一种习惯,格外尊重医生、教师、法官这些人。因为拥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行业会形成严格的职业伦理和自律要求。这是对从业者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除了这些以外,在医疗和教育领域,还有一种很巧妙的制度安排,保障医院学校这样的非盈利机构能得到足够的经济收入,那就是价格歧视。

中国古代没有现在这种医院。医生都是个人挂牌行医,经常要到病人家里出诊。出诊除了方便病人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看看病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果是大富之家,不妨要上几十上百两银子的诊费。如果确属赤贫之家,拿不出钱来,给点东西也行。因为有几十上百两银子的收入,医生也承受得起照顾穷人的代价。

现代医院其实有类似的措施:同样的病,对富人多收费,对普通人少收费。对实在无力付费的穷人,也不会残忍地拒之门外。当然,不可能直接向富人多要钱,富人也不傻,况且也不知道某人到底是不是富人。不过,解决办法多得很,比如,兴建媲美五星级酒店的豪华病房,提供格外周到的护理。富人自然愿意入住,那就请多掏钱吧。

普通人呢,就凑合一点,住在多人病房。重要的是,实际的治疗措施其实没多大差别,甚至完全一样。推进手术室,富人、普通人、穷人的手术方法是没有区别的。价格歧视并不必然影响医疗本身,各种附带服务足以区分富人和穷人。

在这种体系中,富人和穷人实际上是协作互助的关系。同样一种病,富人多花钱,就是在补贴穷人。医院得到了富人多付的钱,就可以减免穷人的收费,同时还不影响医院的整体收入。

医院在普通人穷人那里虽然收到的钱比较少,但得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医疗经验和技术。某种手术,医生只做过寥寥几次,当然很难技术纯熟。这时,富人多花钱也得不到高水平的医疗。如果医生在普通人穷人那里反复操作过很多次,当然技艺精湛。对一些医学意义较大的病例,医院其实很愿意免费接诊,甚至提供补贴。能攻克这些疑难病症,对医院提高声誉大有好处。医术精湛的名声传出去,不但能吸引来更多富人,还会得到更多捐助。这笔账很划算。

医生在多数普通人穷人那里获得丰富治疗经验,以此为招牌,吸引愿意多花钱的富人来看病。这不是极好的协作互助吗?

学校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

美国很多大学,一方面对富家子弟收取高昂的学费,同时对成绩优秀的普通人家子弟发放大量助学金奖学金,学费全免的也不在少数。在这个结构中,经济能力不足但学业优秀的学生,作用是给母校争取好的名声。学校培养出的优秀学生越多,名气越大,得到的捐款和资助也就越多,吸引到的富家子弟也就越多。如果某个优秀的学生日后得了诺奖,学校就赚大了。

而且,那些当年求学时贫困,但后来事业成功的人,因为对母校的慷慨深深感激,也很乐于给母校大笔捐资。这种收入不属于学校的商业经营,但收入总量却很可观。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取收入,对学校来说,既有实惠又有尊严,远比当初锱铢必较地从学生那里收学费体面得多。

医生很早就有,医院却是很晚近的产物。医院起源于西方。中国的医院制度也是西方人带来的。

医院从一开始就和基督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会产生以后,就在社会慈善方面发挥很大作用。救助穷人和给临终者做祷告,是教会两项重要的工作。既然如此,教会就鼓励教士在教堂附近兴建专门帮助穷人的设施,和教堂成为一体,扩大宗教的影响。这些设施就是现代医院的源头。

由于穷人往往健康状况不佳,甚至疾病缠身,当时的人们眼中,教堂办的这些设施就是贫民院。医院的概念是后来才逐渐出现和成型的。这种宗教性的起源塑造了医院流传至今的三个特征:

(一) 就像教士在教堂的工作一样,医院里医生、护士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人,而不是赚钱。事实上,早期,教士修女和医生护士是同一些人。他们的工作的基本特征是奉献性,而绝不是营利性;

(二) 医疗服务应该是普遍可得的。传教的范围越广越好,最好能让所有人都信教。同样,医疗服务也应该人人可得,某人因为没钱就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就像某人因为没钱就不能进入教会、不能祷告一样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三) 应该把病人安置在特定的场所——最初就是在教堂附近的设施里。这是现代医院住院治疗的起源。

早期,到这些地方来的求助的,都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穷人。教士和修女对贫民中的病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和照顾,当然,还有临终祷告。医疗作用很小。在很长时间内,这里确实和贫民院区别不大,更像教会主办的社区福利机构。

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打破了思想上的束缚,开始探索各种新知。医生钻研医学知识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医生发现,教会办的这些社区福利机构中有大量病人,可以用来研究医学,练习技术。于是,越来越多的医生来到这些地方提供自愿服务。

虽然起初医生都是自愿服务者,但由于他们在医术上的优势,就逐渐取代教士成了这些地方的主导者。到了17世纪,在这些机构中,医生成了拿主意、做决定的人。教士靠边站,可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回教堂了。这些机构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了,成了专门给人治病的地方,其他的济贫福利等非医学功能逐渐剥离。医院就出现了,主要功能是医疗保健、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这种功能延续到了今天。

今天西方国家中大量重要的医院,主办者仍然是教会。教会主办的医院,当然也就延续了非营利的特性。人们也广泛接受了医疗的救助性和普遍可得性。这就让医疗和其他服务有了重大不同。

多次在全美排名第一的梅奥诊所,又称梅奥医学中心。成立于1889年。这一年,Mayo父子与圣弗朗西斯修女合作创办了圣玛丽医院。此后,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其中,使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多学科综合性医院。

1986年,罗切斯特Mayo Clinic 与圣玛丽医院、罗切斯特卫理公会医院正式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梅奥医学中心暨基金会。这是一个医疗、科研、教育为一体的大型机构,

把西方的医院体制带到全世界的,最初也是传教士。传教士发现,如果能在传教的同时给人治病,传教的效果就特别好。西方现代医学相对于各地传统医学的巨大优势,让传教士显得特别神奇。病人震惊于他们的妙手回春之后,往往就愿意入教。

可见,医院这种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就和非营利性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医院的结构和运转模式都是在非营利性下产生和发展的。教会继续成为主办医院的主力,也就让非营利性得以延续。

在那些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独立国家,殖民者及其教会主办的医院往往被国家接收,虽然主办者从民办转为公立,但非营利性却没有变化。这种延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医院的组织形式相适应的。当然,这也就埋下了日后公立医院改革的困难。当市场化改革到来时,人们会发现,医院很难像其他国有企业那样实行简单的私有化转制。

在市场化改革中,医疗领域成功的例子都是在坚持非营利性的基础上放开民营化。也就是允许或者鼓励民间建立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私立医院。

八、市场是什么

1.卖鞋和卖棺材

常宝华、常贵田叔侄有一个相声段子《买鞋》,说的是买卖人热情和气,善于招揽生意,说来说去怎么也能把鞋卖出去。笑点在最后部分。说完鞋店的生意经以后,逗哏的常贵田话头儿一转,说棺材铺绝不能也像鞋店那样热情和气。棺材铺这个生意一定是爱买不买,绝不主动揽客。捧哏的常宝华故意表示不相信。他们二人就开始表演按卖鞋的套路兜售棺材,果然笑料频出。

热情待客,主动招揽生意,尽量扩大销量,是做生意的普遍做法,但对棺材铺当然不适用。原因很简单,行业特点不同。

不仅是营销手段,在很多其他方面,不同行业也大不相同。同样是汽车零部件,变速箱厂商从来不向消费者做广告——你能说出几个变速箱品牌?他们只和少数汽车厂商打交道;轮胎制造商则在大众媒体上大作广告,因为消费者很少需要自行更换变速箱,但他们却要自行更换轮胎。

不管是在药店,还是在沃尔玛这样商品种类齐全的超级大卖场,或者“什么都有”的淘宝上,你都不可能买到心脏支架。心脏支架的安装非常复杂,只有资深医生才能胜任,销售和安装环节必须都在医院内完成,不可能分开。所以,心脏支架一定要通过医院进行销售,绝不会在市面上直接卖给患者。创可贴则使用简单,人人都会,自然也就没必要一定在医院中出售。街边便利店里就可以买到。

对市场观察越丰富、越深入,就越能体会到:市场中交易的形态是高度多样化的。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市场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交易形式。表面形式差异之大,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有的甚至已经达到面目全非,看上去完全不是市场交易的程度。

2.广义的市场化

从这个视角去看上文所说的医疗、教育这两个行业,就会意识到,虽然我们并不主张在这两个行业实行商业化,而是主张实行非营利性,甚至还认为国有也不失为一种次优方案,但我们的主张仍然属于广义的市场化。

很多人心目中,市场一定要有买卖的交易,实际上,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和长期演化。非营利性的医院和大学,当然也要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作为机构,他们必须要有收入,且收入能覆盖支出。但他们获得收入的方式中,直接的买卖只占一部分,机构的声誉同样能带来大量收入——捐赠和价格歧视,甚至比直接经营的收入还要多。

人们通过选择、试错和长期演化,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发展出了和其他行业不同的交易方式和运营方式。这些特殊的方式能够适应这两个行业的特点。不应该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没有直接的商业化交易,就认为应该实行彻底的市场化。不要认为那种标准的私有化、利润最大化才是市场唯一的正确状态。

3.市场是人们解决协作问题的答案集合

人类遇到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

人与自然的问题,主要由科学来完成。人与人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怎样斗争和怎样协作两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思路继续思考,就会意识到,市场的核心作用,就是创造出人们可以越来越广泛协作的框架和条件。两个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两亿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显然复杂程度大不一样。人类社会从几十人的小群体逐步发展到数亿人的大社会,每一步发展都是通过打造越来越复杂的分工协作而实现的。而所有这些解决方案加在一起,就构成广义上的市场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并不是有形之物。市场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以无数分工协作知识的形式而存在。鞋店老板知道他应该大声吆喝,而棺材店老板知道他应该沉默不语。变速器厂商知道他没必要去打广告。而轮胎厂商知道广告费的钱绝不能省。同样,想建立医院的人知道,建医院和建超市不是一码事。有志于办大学的也知道,对所有学生一刀切地收等额学费,不是个好办法。

所有这些知识,都是人们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逐渐摸索试错得出来的。可见的市场外在的那些东西,比如货架、收银台、商店、账本、合同,其实只不过是整个解决方案集合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九、市场不是什么

知道了市场是什么,也就知道了市场不是什么。市场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集合,市场不是符号集合。

对市场经济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把市场理解为他们在市场经济国家看到的种种具体形态——也就是符号。比如超市、卖场、银行,当然还有制度层面的私有制、股份公司、进出口贸易、金融自由化等等。

于是,在他们看来,市场化改革就是凑齐这些符号的过程。缺哪个,直接照葫芦画瓢复制哪个。复制齐了这套市场符号,市场化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他们不明白,这些符号是那个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种种具体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只对原来那个问题有效,对别人或许有启发作用,但也仅仅有启发作用。

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成功得多。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积累而成。每个解决方案都成功地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这些成功的解决方案累计在一起,当然会构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

俄罗斯的改革差不多就是一个拼凑市场符号的过程。

十、中俄改革对比

在苏联后期,苏联人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厨房中的不同政见者”。由于苏联的住宅设计特点,人们的厨房往往同时也是饭厅和客厅,朋友们来了聚会,还会成为演讲厅和会议室。

这个时候的苏联,政治压制已经不像斯大林时期那么严酷,但秘密警察仍然到处打探人们的动向。在公开场合讨论国家和社会事务,还是很不安全。于是,厨房就成了大家谈天说地的地方。人们聚集在厨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伏特加,一边尽情地嘲笑可笑的当局,编出各种政治笑话,谈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交换着各种来自西方的消息和最新观点,憧憬变革后的美好社会……厨房对于苏联人,就好像沙龙对于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人。

正在无数个厨房里,苏联人形成了对改革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苏联人迎来了柏林墙的倒塌、苏东剧变、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的剧烈转型……

在多年的厨房讨论中,苏联人已经对未来社会有了一套完整的想象。这个想象基本是以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发达社会为蓝本的——其实,苏联对外很封闭,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过西方国家。但他们对苏联和西方表面上的差异非常敏感:选举、新闻自由、私有化、反共,等等。换句话说,每个苏联人心中,都积累了一大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符号。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美国人拿来了“休克疗法”。简短的休克期显然只够用来复制一批符号。1992年初,休克疗法开始。最终以失败告终。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

虽然俄罗斯1990年代的改革惨淡无比,而中国的改革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但在当时却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那就是认为俄罗斯改革是“先难后易”,中国则是“先易后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改革虽然初期很顺利,但以后将越来越困难,并早晚陷入崩溃,而俄罗斯只要熬过最初的困难期,以后就会一帆风顺,发展越来越快了。

到今天,已经见不到有人还持有这种观点了。中俄两国的改革对比,结果太明显了。即使是依然不看好中国的人,也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或者俄罗斯的改革道路优于中国。

导致中俄两国改革差异的原因,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俄罗斯1990年代的改革,简直像小学生一样唯恐西方的老师不满意。他们拿着教科书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改革方案,复制了一个又一个市场经济符号:私有化、证券化、开放市场、解散国企……这些符号,看上去都非常正确,可是,并不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套整体性大计划。

中国则是先解决有能力解决的具体问题,遇到太困难太复杂的问题,就绕开或者搁置。以后机会成熟了再说。

对于休克疗法那样的整体性大计划来说,困难和挫折不但不会让人知难而退,反而会引发更激进、更整体的计划。人们会说,不成功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应该更彻底。我们需要更宏伟、更深刻的方案。这实际上是另一种计划经济。俄罗斯人是在用计划、用指令的方式打造市场经济。结果果然令人尴尬。

而改革之初的中国领导人坦然承认,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改革,他们也不认为世界上有人知道。这样自然也就没有可供复制的市场符号或者整体改革计划。改革中,中国领导人经常说的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而不是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在认可来自基层的成功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做法,然后将之推广到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发布改革计划,让基层的人被动地接受来自上面和外国的改革安排。

按照范本落实市场经济,和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打造市场经济,这两条道路之间的巨大差异,通过中俄两国的国企改革也可以看出来。

中俄两国原来都有大量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之一就是国企改革。中国在成功的农业改革以后,开始进行城市国企改革,但很快就遇到困难。改革被迫暂停。当时,这被认为是见困难绕着走,会给将来留下更大麻烦。

俄罗斯则是迎着困难上,按照西方人提供的市场经济范本,强力推进国企私有化,分发公民私有化债券,强行分拆大型国企等等,措施尽可能彻底,务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彻底私有化。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始的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如果在那时,中国也强力推行国企私有化,会发生什么?

面临的问题一大堆:国企私有化,谁有钱来买?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几十元的时代,谁有钱买下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值多少钱?或者说,如何给资产定价?谁懂资产评估、企业并购方面的知识?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经理人等等,到哪里去找?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那时中国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怎样进行企业资产交易?连个会写合同的人都找不到。

这一大堆问题,根本无从解决。这时强行推行国企私有化,结果就只能像俄罗斯那样一哄而上,乱七八糟,转眼间弄出一大堆侵吞国有资产的巨富。注意,他们可不是企业家。

中国承认对市场经济很无知,从解决一个个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入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外资开放市场,向来投资的外国人学习各种市场知识,建立股票市场,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积累各种管理经验,逐渐完善各项法律……

到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资产交易市场。中石油、工商银行这样的央企还去境外上市。上市企业到底价格多少,一目了然。同时,关于企业并购的各种人才大量出现。各种配套制度也日臻完整。如果有人想要并购企业,只要有钱,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专门的人才。

这意味着,原来属于政治性、原则性问题的国企私有化,在中国已经转化为技术性操作问题。如果各种具体问题都没解决,国企私有化就是一个“yes or no”的原则问题。决定这个重大问题只能通过议会里的争吵和表决。但国企大量上市以后,如果政府想要减持,也就是进行国企私有化,在股市上出售股票即可,可以1%、1% 地慢慢来。并不需要一刀切的表决或者戏剧性变化,媒体都懒得关注。大量困难的、看上去完全是无解的、针尖对麦芒的政治问题,已经转化成了具体的市场操作,可以轻松完成。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许多问题,当时看来非常困难,完全无解,只好暂时维持现状。后来,这些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在无形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人们通过把巨大的难题化解为若干可解的具体小问题,逐渐解决了。大难题好像从来没有被拿出来解决过,但时过境迁人们回头一看,那个大问题不见了。

1980年代后期的价格改革,引起巨大社会震荡,险些翻船。政府赶紧叫停,而不是因为改革方向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而就顶着继续干。到了1992年,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心理上对价格变化已经习惯,各种产品也比以前丰富多了,这时,再次推出价格改革,没遇到多大阻力就成功了。

遇到困难就绕着走的中国改革,反而化解大量困难于无形。相反,见了困难迎头上的俄罗斯,反而把困难变得越来越难,最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俄罗斯人设想的短期休克,变成了漫漫长夜无尽头。在这个过程中,本来的工业强国俄罗斯经历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去工业化过程,现在已经成了高度依赖出口能源原料的殖民地式经济体。现在,俄罗斯GDP和中国广东省大致相当。而且,估计很快会被广东超过。

十一、大理石雕像

大理石雕像我们都见过。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就水平很高。到了文艺复兴,更是令人惊叹。雕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肌肉、须发、衣服褶皱等细节生动逼真,就连手臂上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些大理石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以至于对它们到底是怎么刻出来的,有人有了错觉。错觉者认为,这些雕像的形象原来就有,包含在大理石石块中。艺术家所做的,只是把多余部分去掉而已。这些雕像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

你也许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雕刻当然百分之百是艺术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而不是从大理石中“发现”出来的。原来的大理石中,什么也没有,只是石头而已。但如果盯着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反复看,你其实也能理解错觉者的感受。如此生动逼真、呼之欲出的形象,真的很难想象是人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说它们原来就藏在大理石中,只要剥掉多余的部分,就能显露出来,反而更合情合理。

十二、历史决定论

大理石雕像原来就有。艺术家只不过把它们从石块中“发现”出来而已。这个说法虽然很浪漫、很动人,但真正相信它的人,不会很多。不过,如果把大理石雕像换成“历史”,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就多得多了。这就是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有很多变体,共同特征是:认为历史是预先被决定的,有内在的正确发展方向。人类的使命就是发现这个方向,服从历史规律,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推动历史前进。接受和履行这个使命的,就是先进的、进步的、前途光明的;拒绝和对抗这个使命的,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必然灭亡的。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或早或晚归依正确方向的过程。

在这个使命的指引下,人类要做的,主要是“破”,也就是把不符合历史方向的人和事除掉,就像艺术家把雕刻形象以外的多余石头剥去一样。消灭了那些错误的、反动的、多余的人和事,人类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历史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一往无前、高歌猛进。

历史决定论者总是不可遏止地想象历史中预先存在一种线索,就好象深藏在大理石中的雕像,等着人们去发现。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是追寻这个线索。错觉者无法忍受大理石其实就是混沌一片不分彼此的同质体这个事实,历史决定论者则无法忍受历史完全由人创造出来,并没有任何先定的内在使命这个事实。

从思想史上来说,历史决定论源于一神教追随神的宗教观念。印度教就没有这种观念。印度教观念认为历史是轮回的,也就是循环的,并不是单向前进的。

关于思想史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说。因为历史决定论和基督教等一神教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所以,西方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历史观。然后,这种历史观又由西方人传播到了全世界。

很多从来没听说过“历史决定论”这个词的人,其实也是这种历史观的信奉者。凡是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脱离具体情境和约束条件,大谈整体趋势、必然性,认为关注现实意义不大,不耐烦处理琐碎事务,热衷于高瞻远瞩、眺望远方,想要寻找整体方案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人,往往都是某种历史决定论者。

十三、另一种历史观

人们对历史的总体看法,认为历史到底是什么,这被称为历史观。每个人无论其文化水平高低,是否研究过历史,都必然有某种历史观。只不过,有人的历史观不那么自觉和清晰而已。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历史观,与之相区别的历史观,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称之为进化史观。

进化论人人都知道,但进化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那就是生物进化“有规律、无方向”,更准确地说,是没有预定的、固有的方向。

类似的情况其实很多。水往低处流,这是规律。但从源头流出来的水,到底会形成一条什么样的河道,这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供需规律并不复杂,但股市的具体走向如何,再强大的计算机也无法预先测算清楚。

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基因突变是随机发生的。每一次突变都因应某种环境条件的变化,规律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如果有条件观察,每一次基因突变的原因和结果都不难解释,但生物体最终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却完全无法预先确定。

理解了进化论,再来看人类历史,就会意识到,历史中的人们,真实的经历是面对和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或者成功,或者失败。随着积累的成功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人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社会越来越复杂。事后回看,可以看到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但这只是事后归纳而已,而不是历史中固有的预定的方向。历史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历史决定论者所想象的情景:人们被冥冥之中的某个历史方向所支配,个体面对这个历史方向,就像铁粉面对磁铁,即使不知不觉,也必定会按照那个既定方向行动。这种情景从来就没有真实发生过。大理石石块中并没有预先藏着什么雕像。

历史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区别在于:历史进化不是达尔文式的,而是拉马克式的——用进废退。社会变迁不像基因突变那样是随机的,而是人类主动选择和行动的结果。而所谓的人类选择和行动,实际上就是着手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不是皈依某个预定的方向——那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没人知道如何操作。

关于历史观的话题,实在太大,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想让读者理解的重点在于:正确理解历史的方法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史,把现存的种种事物、结构、制度理解为暂时还未失败、目前还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要认识到,诸如“绝对精神”“历史必然方向”“历史使命”之类的概念,应该让其回归到宗教领域,而不应用于现实分析。

这里的分歧,说到底,还是“发现”和“创造”的分歧。人们一般认为,在一些领域,比如自然科学,人们是在发现规律。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艺术、文学,人们则是在创造。

但对科学的深入分析则表明,其实,说到底,甚至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都是一种创造。比如牛顿力学,是牛顿创造出来的一种解释工具。用这个工具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力学现象,很有效,很管用,能解决问题。仅此而已。

后来发现,在微观层面,牛顿力学失灵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取而代之了。那么,相对论是不是就是正确答案呢?这就不知道了。现实不是谜语书,不可能翻到最后几页去看答案。我们所说的正确,其实就是“目前为止还管用,还没有更好的出现”的意思。

甚至数学,也丧失了最底层的逻辑一致性。也就是说,数学本质上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构造,而不是对所谓纯粹的自然规律的揭示。

如果自然科学的“发现性”都已经被颠覆,社会领域又怎么可能有什么“发现”呢?一切都是人们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创造。只不过,有些人为了让创造成果看上去更稳固更可靠,乐于把创造形容为对终极真理的发现而已。

既然一切都是创造,那也就是说,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去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不是剥去多余大理石,让隐藏其中的雕像显露出来的发现。历史,就是由一个个解决问题的过程组成的;而现实,则是一个个解决答案的集合。

接下来我会举三个例子,看看历史中真实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十五、三个例子

(一) 国家

人以群体的形式在世界上生活,就要面临如何处理群体间关系和群体内部关系的问题。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自古以来曾经有过很多种人群组织形式:部落制、封建领主制、帝国制等等。在生产条件、战争手段、管理技术、统治方法、群体博弈等多方面条件不断变化中,民族国家制度是目前为止最佳的组织形式

民族国家制度当然有很多弊端和不足,但从整体上来说,他在保障社会安全、维持国内秩序、整合国家资源、维护公民个人利益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的能力更强、效果更好,否则它也不可能最终胜出。民族国家不是阴谋或者善意的结果,而是残酷竞争的结果,换句话说,是打出来的。拥有更优组织形式的人群,战胜了其他人群,把他们消灭、吞并或者改造。

一些反对民族国家的人,对这种组织形式很不屑,但他们也承认人不可能独自生活,必须在群体中生活。他们争辩说:虽然人一定要有群体生活,但群体形式并不见得一定是民族国家这种形式。若非国家压迫,他们本来可以选择更好更自由的组织方式。

如果他们动手去试试,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去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设想中的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在竞争力方面完全赶不上民族国家这个结构。失败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美国很多人都曾经设想过脱离国家的其他组织形式,比如去某个岛上建立自治体。能达到起步阶段的都很少,大多只停留在设想和慨叹阶段。他们设想的非国家组织形式,或许符合他们心目的历史方向和历史正确,可惜,无一例外地过不了在现实中成功解决问题这一关。

(二) 家庭

人类要想种群延续,就必须生育和抚养后代。在这个过程中,男女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对男性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辛辛苦苦挣到的衣食,不要糊里糊涂养育别人的孩子。可是,怀孕期长达十个月,如何确定某个女人生下来的孩子是谁的呢?

对女性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信任的男性帮助他完成辛苦的生育和抚养任务。单身母亲是很难做的。可男性的性冲动往往很短暂。自然状态是满足之后就一走了之。怎么确保那些家伙长期负责呢?

历经长期演变之后,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制度产生了。分析这种家庭制度就会发现,夫妻型家庭的种种特点恰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婚姻,男女建立起固定的排他的关系,共同居住生活,这样就可以确保男人不会糊里糊涂养别人的孩子。

婚姻制度的主要作用其实在于保护弱势的女性。进入了婚姻的男性,就不再有一走了之的自由。短暂的性冲动过后,他接下来要在长期的生活中继续为妻儿负责,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宗族的制裁,现在还有法律的打击。

当然,对于男性来说,婚姻也有很大的好处。让你孩子的母亲养育孩子,还有比这更放心的吗?如果没有固定的婚姻制度,你去哪里找可以高度信任的儿童养育者呢?

正因为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制度成功地解决了繁衍生育中的重要问题,所以,这种家庭制度取代了曾经的母系氏族等其他生活制度。这同样是一种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式进化过程。

(三) 蒙娜丽莎

艺术史和思想史一样,是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深入研究,会让人大开眼界。你会认识到,当下很多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换个时代就是天方夜谭。理解其间的变迁过程,可以极大地拓展思维的边界。

艺术史同样受到了历史决定论的深刻影响。祖师爷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式艺术史观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的现实投影。艺术家的使命是通过艺术作品表达指引着社会发展方向的绝对精神。在每个艺术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和感知时代的精神。一部艺术史,就是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史。

伟大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那本在西方家喻户晓的著作《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针锋相对地抨击了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艺术史观。他从古埃及说起,通过对一个个真实艺术作品的分析,把艺术史解释为艺术家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艺术家面对的,永远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问题来自技术和经济等多方面。但艺术家从来都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绝对精神在他那个时代的展现形式。贡布里希在书的开头就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艺术,只有艺术家。这句话表面上极平易,但实际上含义极深。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是伟大的作品呢?在达芬奇之前,意大利已经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技艺并不比达芬奇差。有人还某些方面还更出色一些。但这些艺术家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他们非常仔细地描摹人物的每一个线条,透视准确,色彩丰富,艺术水准高超。但奇怪的是,他们画出来的形象,就是不像活人,像木偶。比如下面这幅杨·凡·艾克的名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这个问题折磨了艺术家很多年。他们绞尽脑汁,试验了多种解决办法。波蒂切利在《维纳斯诞生》中画出头发随风飘动卷曲的样子,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让人物活起来。但看了这幅画你就知道,他的解决并不成功。还是不像活人。

只有达芬奇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显灵的结果,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达芬奇意识到,要想让人物活灵活现,就要给观众留下猜想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人物轮廓不要那么明确,形状要有些模糊,仿佛消失在阴影中。色彩要柔和,这样就能让枯燥、生硬的感觉消失。画中的人物一下子就像活人了。这种手法被称为“渐隐法”。

看看《蒙娜丽莎》,和前两幅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达芬奇的贡献是什么了,也就知道为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格外迷人了——两侧嘴角被画得尤其模糊,以至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看这幅画,会看到不同的表情。

这就是《蒙娜丽莎》成为艺术史重要里程碑的原因。

关键之处在于:即使是达芬奇这样世所罕见的伟大艺术家,他和其他人的区别也在于他的灵感和技巧,而不是神秘的对绝对精神的感知能力。达芬奇所做的,仍然是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并不是历史派来的使者,受命向世人展示“艺术”的真谛。

世界和历史,都是可理解的。虽然研究并不容易,经常会犯错,但其中并无神秘和玄妙之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而不是事先藏在石头中,然后,艺术家被神秘力量驱使着不知不觉地帮它显露在人间的。同样,艺术史中也没有藏着某种神秘的、可以预先决定一切的绝对精神。

十六、历史也不是无意义的堆积

很多人之所以对历史决定论恋恋不舍,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历史只是一种堆积。历史总要有目的和意义吧。难道历史就是一堆解决方案的堆积物吗?

历史当然不是如此。历史当然是有意义的。

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创造出了人生和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和历史本身一样,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历史的目的,也是由人设定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和创造这些。

实事求是地来说,这种历史观并不轻松。它要求人勇于承担人生的责任和重担,直面人类在世间孤立无援的根本事实。历史决定论则为人们虚构出一个强大的援手,帮助人们化解创造意义的巨大压力。

到底选择哪一个,诸君自便。

本文作者李子暘先生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如果觉得有收获,请分享到朋友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