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金庸:“未能免俗”下的风雅余音

风雅既是一种文学审美,也表示政治理想。金庸既非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但无疑他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某些为人处事或许“未能免俗”,但他用生花妙笔,把武侠小说导向典雅淳朴一脉,既有诗情画意,也有政治理想寄托。他的文字,是新文化运动以降日渐稀微的有关风雅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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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上动九重天听,下传里巷鄙夫,中文世界沸然,生荣死哀至甚。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顺手写了这样一段话:

 

金庸先生的告别仪式,不应该选在殡仪馆,就在维多利亚港吧。选一个黄昏时刻,找一首天星小轮从尖沙咀码头启程,一声汽笛,纪念的亲友倚坐在船上。船到海心,两岸灯火渐次亮起。船上有人琴箫合奏一曲《笑傲江湖》。是时月淡星稀,涛声隐约,让一众亲友铭记的,不是呼天抢地的哭声,甚至不要悲伤、肃穆,而是回忆、轻声交流、维港两岸璀璨的灯火,以及夫子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金庸出殡那天,圈内名人、豪商巨贾甚众,几个平时谈笑时大有庄子鼓盆而歌风范的生前好友也一脸肃穆到场,各级官员、政府机构送的花圈挽联更是无数。虽说这未必是他本人生前意愿,但至少不会是一件不可预见的事吧。我在想,他后来还在不断修订小说,修订结果多为人诟病;已经是一代宗师,晚年却非要去剑桥大学读个历史博士。这或许正代表他为人做事追求所谓“圆满”的性格吧。

 

这些事情上金庸虽“未能免俗”,但是中文世界不会忘记他。有不少人认同的一种观点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不入主流,不能和正规、严肃文学相比。当年王朔更炮轰金庸小说是四大俗之一,让人啼笑皆非。和古文诗词相比较,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俗”,但是和王朔那些口水对白泛滥、痞子气十足的作品相比,无论是遣词造句之典雅蕴藉,人物刻画之细腻鲜明,还是故事情节之跌宕起伏,金庸的小说才体现传统风雅旨趣,才是真正的文学。王朔讥笑金庸文学低俗,如同一群正在披红挂绿跳广场舞的大妈破口谩骂旁边传出的钢琴协奏曲破坏了他们的节奏与“美感”。

 

已经有好些人指出过,金庸平仄知识有欠,小说中涉及到的诗词、回目等有格律问题。还有那个人盡皆知的书名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上联“射”字、下联“碧”字处皆应用平声。改为“飞鹿射天连白雪,碧书笑侠倚神鸳”或者“射天白雪飞神鹿,笑侠连书倚碧鸳”等皆可合律。其实这一点金庸自己后来也是知道了的,在《书剑恩仇录》修改版的后记中,他就說到:

 

“……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拟乾隆的诗也就罢了,拟陈家洛与余鱼同的诗就幼稚得很。……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

 

虽然如此,读金庸小说時,即便偶尔碰到金庸自己写的有格律问题的诗词,读者一般不会太当一回事。喜欢金庸的人,很少会像喜欢《红楼梦》的那样连带把里面那些三四流的诗词抬高到天上去。这是本质区别吧。

 

金庸引用前人诗词,却为作品增色不少。如大理国皇宫护卫朱丹臣为了劝说段誉返回王府,诵以王昌龄诗“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段誉同样答以王昌龄:“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两人内心的想法,以及主仆间莫逆于心的感情,谈诗论词间已作了交代。

 

金庸如椽巨笔,在虚虚实实之间,构造了一套独特的江湖美学体系。天马行空之时,诗词曲赋、宗教题材、历史八卦、民间传说随手拈来,却又秋水无痕,妙到毫巅。有人称他的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但这些“童话”饱含人生忧患与历史沧桑,写尽了各式各样的人间情感。

 

因为平时我忝算半个“金古专家”,常会顺手举武侠人物来比诸现实,好几个朋友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写写金庸。其实是一时之间,我不知写什么好,加上这段时间情绪困扰,有些“万事不关心”。为转移杂念,我花了一两个星期的半夜时分,把以前看得不多的几部中短篇再快速浏览了一次。这次再浏览,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少,兹举数例:

 

《侠客行》里,当石清夫妇真的儿子出现,众人渐次离开,“石破天神色木然,随着贝海石送客,心中十分凄凉……突然之间只觉世上孤零零的只剩下了自己一人,谁也和自己无关”、“我真的妈妈不要我了,师父史婆婆和阿绣不要我了,连阿黄也不要我了!”亲情得而复失,这种忽然之间失去心里依赖,如茫茫碧海间一叶孤舟的无依与萧索感让人动容。

 

又如谢烟客念念不忘玄铁令誓愿,以为贝海石安排石破天去做傀儡帮主,是要他听长乐帮的号令,这样一段话也显示着金庸对微妙人性的洞烛:

 

“一人若是系念于一事,不论遇上何等情景,不由自主的总是将心事与之连了起来。逃犯越狱,只道普天下公差都在捉拿自己;凶手犯案,只道人人都在思疑自己;青年男女钟情,只道对方一言一动都为自己而发,虽绝顶聪明之人,亦所难免。”

 

还有,在《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还是七八岁小孩时,被躲避江湖追杀的父母带到回疆,旋即变成孤儿,一直生活在那里,那里有她的爱、恨、情、仇。故事最后,她被老了的白马驮着一步步返回中原。江南美景如画,汉人亦不缺俊逸少年,但李文秀固执一如古高昌国人:“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样一句简单内心独白作为全书结局,如同高手出招不露痕迹却用力千钧,怦然一击打动了无数人的内心。

 

这些在金庸小说中算是中短篇的了,其他如《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等鸿篇巨制,在恢弘万千的叙事中,铺开一幅幅山河国祚和人生百态的精微画卷,在亦虚亦实的历史背景下,说之不尽家国情怀、江湖恩怨与儿女情仇。

 

金庸所写的当然是通俗小说,但他的通俗,是架建了一座通向风雅的桥梁。如不少人赞赏的《倚天屠龙记》那句“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便是化自京剧戏文“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中国文化传统的“风雅”一词,始于诗歌,演变到政治。风者讽也,上以化下,下以刺上,而雅即正也。故此,风雅既是一种文学审美,也表示政治理想。金庸既非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但无疑他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某些为人处事或许“未能免俗”,但他用生花妙笔,把武侠小说导向典雅淳朴一脉,既有诗情画意,也有政治理想寄托。他的文字,是新文化运动以降日渐稀微的有关风雅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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